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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雅钧: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是新时代的重大问题

  时间: 2015-07-31    已有人阅读过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研究对于落实与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建国后的经济政治发展关系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当前,处理好公平与稳定显得特别重要。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也是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促进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迫切任务。

  一、问题的背景

  2003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随后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并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被认为是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随后,党中央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通过解读党中央一系列战略思想,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纲,纲举目张。要贯彻这些重要思想,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也表明,其中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就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体制、加强民主法治等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政治发展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样,我们要落实与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人们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同时,也积累和暴露了许多问题,改革开始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同时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效益有待转变与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形势总体良好,但同时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有增加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由于对市场经济的天然不足方面的克服工作注意不够,导致部分人心理失衡,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有所淡化;而由于改革开始触及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体制方面改革的动力有所削弱,在卫生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成效争议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事务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伴随着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只不过在当今的形势下,政治发展更加突出了。正如笔者在后面要指出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甚至于建国以来的巨大成就,始终也是因为经济政治发展相互推动促进而取得的。因此,在今天,要落实与贯彻科学发展观,也更离不开政治改革的推动。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成为我们时代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过去两年间,尤其是在2005年末到2006年初,在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曾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反思的争论与探讨。这一场学术反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中国的改革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政治社会体制方面的进步。在这场争论中,孙立平、吴敬琏、周瑞金(皇甫平)等人的立场和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周瑞金先生在著名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中肯地指出,改革的方向坚决不能动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改革本身,相反它是由改革不成熟不完善所导致的;中国改革面临一个拐点,现在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而对症之策只能是进行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关的改革,因为20多年的改革较多吸收了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吸收不够。同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吴敬琏先生提出,坚持改革需要克服中国改革中存在的四大缺陷,即经济领域中关键的改革进展缓慢,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治环境未能建立,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削弱的趋势,经济增长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困难。而孙立平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访谈时,更是从改革中的利益扭曲角度对当前改革进行了批评,他提出的“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也道出政治发展对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在2006年3月份《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以“改革与公共参与”为主题进行专题研讨,江平、蔡定剑等著名学者都指出,拓宽公民参与利益表达的渠道对于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这就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回顾这场争论,笔者以为,俞可平教授的评论观点最能做出全面的概括)俞可平:“在反思中深化改革”,载于《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他认为,改革的共识依然存在,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不可逆转,同时改革的瓶颈有了位移,难度加大;中国社会中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今后改革的方向是公平的治理;在决策与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突破,是我国下一阶段的改革的重点与难点。这些著名学者的观点都体现了一个基本判断,即相对于经济发展,我国的政治发展有些滞后,需要改进,它对实现经济政治的协调意义重大。对政治发展滞后的认识,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有认同。如任仲夷生前曾深刻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是不仅是指经济内部中各成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要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二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不相适应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关山:“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炎黄春秋》,2006年11期。)。

  在学术界,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策略以及各种问题已经有很多探讨了;勿庸置疑,要落实与贯彻科学发展,继续推进改革,我们也还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深化政治改革。这也是促进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是从学术理论研究来看,提出研究对策的前提是要了解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协调或不协调的现状。从笔者目前收集掌握的情况来看,对这一主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只有摸清我国当前经济政治协调或不协调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才能使我们的对策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二、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回顾

  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形成比较明显的时段上的区分,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色。在这里,我只是简略地加以回顾,以突出说明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特点。

  (一)从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这一时段主要是指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完成三大改造并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所有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得到确立。从经济建设上看,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后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所以能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和路线的正确。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以及解放区经济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指出,共产党政策作用的好坏与大小,要看它对人民生产力的帮助。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指出,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各项工作的中心又是经济建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当时人们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就是把它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它与公有制等同起来,从而在客观上复制了苏联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迅速地进行动员与集中,从而完成相关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在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专政得到毛泽东的强调,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开始了国家政权的建设。1954年宪法的制定,为国家权力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指南,从而结束了军管会的治理。笔者认为,当时的党政关系及国家政权建设,对经济建设之成就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党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掌握最终决策权,在地方,也是党委权力高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央管制经济需要一整套能加强国家结构的相对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做法。这样,虽然党高于一切,但是在1953~1957年间,国家的权力超过了党组织的权力)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这为政府集中力量推进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政府中的官员能够挽救或弥补某些错误决策的损失提供了条件。从政治发展方面看,当时的民主与法制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是很明显的是,国家的能力是空前强大,效率也比较高,经济方面的计划体制与国家的管理体制也相互呼应,党的政策顺应民心,政府能够大胆地干,政治比较稳定,政治管理的层级也得到合理调整,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比较协调。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这一阶段也有些急躁冒进的思想与作法。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指1956到1966年,由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我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犯了许多错误。在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反映了比较明确的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思想。在秋天召开的中共八大也对国内的主要矛盾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坚持反保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方针。然而,八大的方针与路线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被前一时期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对我国的国情也认识不清醒,我党的主要领导人滋生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联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现象,中苏领导人由此慢慢引开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也一并牵涉到国内政治。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也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同时还有整风运动等,这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由于急于求成,毛泽东同志在反右倾、批判反冒进等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再后来就是大跃进、大炼钢、人民公社等政治与经济运动了;而为纠正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问题进行的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仅未能提高经济效益,反而使经济效益在这些政治经济运动中更加恶化。虽然后来有过局部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是由于未能在根本上改变“左”的思想,经济稍为好转又走上“左”的轨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更是把党内不同意见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反右倾”运动以至影响到文革时期,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伤害。直到1960年,国民经济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同时苏联中止援华建设,还出现了三年的“自然灾害”,这才迫使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收回以前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压缩基建规模,精简机构,调整产业结构。这样,到1965年时,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人民生活有了重大改善。到1966年上半年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在基层,乡镇被人民公社取代,公社作为基层的政治经济单位来运行,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才随改革而终结。由于这种制度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允许的范围,从而造成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使经济政治不太协调。不仅如此,当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也影响着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在农业、工业与商业上都有体现)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着人们内心里对党的认同程度。而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之收放过程,则说明体制与经济现实生活存在着矛盾,放与不放都会产生问题。而为什么会是这样,只是在后来市场经济引入后才认识到。不放,严格的集中计划让经济缺乏活力,而放权本身又是计划所不允许的。只有建立市场经济,并遵循其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好权力的分工行使。当然,这种收权与放权,既使是现在也没有很好地得到处理。在这个时期,国家的统治与治理能力,也有削弱,就经济发展而言,在路线与策略方面,领导层出现较大争议,经济绩效不能称优。因此,综合地说,这一时期,主要是由于党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策略的失误,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政治不协调,只是在局部阶段出现过协调。而这一不协调到后来,进入第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时,则更是发展到严重的经济政治不协调。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从1966年到1976年。由于中苏矛盾的激化,同时毛泽东同志左倾思想的严重发展,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社会模式建设,想要把全国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整体,消灭商品经济,追求平均主义,又把持不同见解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敌人,通过政治斗争的手段加以无情打击,更加上“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破坏,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破坏。这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损失惊人,经济效益也十分低下,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首要的原因在于党的方针与路线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政治斗争促进经济生产,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其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从政治秩序到政治制度都处于混乱状态。从政治秩序上看,有四清、五反、大串联、文攻武斗、批林批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使得稳定成为不可能;从制度上讲,不仅正常的国家机构被废止,就是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也被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怎么可能正常生产?就是在农村,“农业学大寨”也使农业生产效益大大降低。1970年的简政放权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与1958年的权力下放很类似,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经济生活的无序状态。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经济政治发展极度不协调的阶段。当然,其中的个别短暂时期,只要是政治秩序稍加好转,同时加上一些领导人的整顿措施,生产就立即能得到恢复,如1969~1970年相对稳定的秩序、1972~1973年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的经济整顿、以及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措施都带来了经济发展。这反过来说明,只要政治稳定、政策顺应经济规律,经济就得到发展,从而说明政治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促进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有重大作用。顺应经济政治协调规律的行为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反之,则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四)改革开放以后

  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需要在理论、政策、制度与秩序多方面重新作一转变,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特别顺利。在开始的两年间,仍然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被提出,出现了洋跃进,而不合时宜的思想路线仍主导着主要领导人。直至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做出路线与政策的大转变,我国的经济政治才走上协调之路。我党路线与政策的调整是协调之根本。这种协调主要体现为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尽管复杂,但可以大至分几个阶段加以描述)赵连章、李宏昌:“政治与经济改革规律的探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在政治上,1978~1986年是初步启动时期,以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党的十二大报告为指导,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成立了纪律检查机关,加强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建设,在基层试行党政分开等;1986~1989年是政治改革全面推动时期,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实践中开始推行村民自治,《行政诉讼法》也得到通过,人大制度得到加强,社会协商机制也有所建树;1989~1997年是政治改革的重新调整时期,党和政府对改革、发展与稳定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1998~2002年是政治改革继续推进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任务,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也得到推行,提高行政效率、保护人权,也受到国家的重视;2002年到今,则是政治改革的稳健推进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在经济方面改革也经历了五个阶段:1979~1984年为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行,企业内部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初步探索,经济发展有了根本性变化,产业结构趋向合理;1984~1992年则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阶段,这一时期人们更加注重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企业与国家关系有了调整,企业内部开始实行二权分离,企业破产与兼并开始起步,一些地方乡镇企业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宏观调控初成体系,开放由沿海扩展到内地;1992~2002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由邓小平南巡讲话而肇始,神州大地掀起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现代企业制度得到提倡,非公经济的发展更是受到鼓励,市场经济体系得到培育与发展,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健全,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03年以后,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则更加强调经济的可持续与协调发展,强调循环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目前这一新阶段正处于探索之中。这一阶段现在体现出来的最大特色是对一种“GDP中心论”的批评。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现状就是在协调中又蕴含着新的不协调。说协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提供经济基础,比如说,没有经济实力的强力增长,政府就不可能成功分流和精简人员;另一方面是政治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如政治管制的松动导致人口的流动,党对腐败的查处,政务公开透明及其效率的提高,政治秩序的稳定,都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说不协调,就是指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积累起新的矛盾与问题,这里主要是指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利益群体冲突加剧,潜在着政治失序的风险,政府职能还不太清晰,权力滥用等,都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与破坏。

  对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程的初步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第一,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伴随的。很多人认为,过去我们只是经济方面有所发展而没有政治发展,这种论断错误和片面的。第二,这一历史也说明,政治发展会推动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过去推行的一些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第三,政治发展推动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稳定、宏观政策路线调整与具体的制度或体制的改良上。我国一直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稳定又与改革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必须与后二个方面结合才有可能实现真正长久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路线,以党的指导性文件来看,虽然都坚持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但我以为有一个重大变化,即2003年前事实上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调,而2003年后则更强调科学发展。这种宏观思路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发展,遵循它的思路,必将带动更具体的政治体制与机制方面的进步。这一次重大战略方向的调整,更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预示着我国政治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第四,新的不协调要求更进一步采取措施,重新走向协调。

  最后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政治协调作一解释。人们会说,这二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涵义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这主要关系到对“政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过多地带有“政治运动”、“政治路线”的色彩,并且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或革命斗争来促进生产。然而,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因人而异,很多人在使用“政治”这一术语时对其涵义也是模糊的,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本人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需要他阐述政治的概念时有可能他说得头头是道。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协调,所指的“政治”,也大至包括了政治秩序、宏观路线方针、具体的体制机制与人们的政治文化心理四个大的方面。协调就是指,如果政治不稳定,则经济发展受损;如果宏观路线与方针不对,则经济发展受损;如果具体的体制机制不顺,则经济发展受损;如果人们的政治心理文化不够现代性——如信奉权威与依赖的心理意识,则经济发展受损。最后一点特别体现在当时大部分民众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上,因而相信并执行其一些错误的思想,在行动中损害了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经济协调,也主要体现在这四大方面。政治稳定之外,宏观路线与方针方面,我以为2003年由“GDP中心论”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就好像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一样,都对经济政治协调发展产生重要指导作用。在这个基本方向得以明确的前提下,要搞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主要就是要搞好政治稳定、政治制度与机制(其中又以民主法治为重点)、政治文化建设了。

  因此,在我看来,经济政治协调的涵义或者说评价标准,对经济与政治的理解,其主要方面是统一的,可以统一适用于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历史时段。

  三、平等与稳定的重要性

  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协调发展而言,平等与稳定显得尤其重要。

  (一)平等

  平等,一般可以分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三类,其关系与含义也是非常复杂的。谈平等总是与不平等结合起来使用。通常,在政治学中,政治平等的基本含义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可以等价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经济平等,则主要指由于经济收入带来的差异。政治平等很抽象,而且似乎人们平时感觉不到太大差异,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在权力意识比较浓厚的欠发达国家,有时人们感觉到官员与平民间有差异,把此看作政治不平等体现,这有一定合理性。而经济平等则非常现实,人们可以直观感觉到个人财富与生活质量上的区别。当今世界,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正在加大。由于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加大,导致人们对政治平等的怀疑。西方国家现今对政治哲学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新自由主义代表罗尔斯认为,国家要在保证基本法律权利面前平等的前提下,采取干预措施促进机会平等并适当再次分配社会财富,以校正经济过于不平等的现象。当然,新保守主义代表诺齐克对此进行针锋相对反驳,抛出古典自由主义国家放任中立的立场。在这里新旧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好有一个换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之差异,据有的研究表明,可能比发达国家贫富差距还要大。这势必要影响到广大贫困民众对政治平等的相信程度了。同时,经济上不平等加剧会自然导致政治不平等事实上的加剧,因为经济富有意味着富人可以调用更多资源从事社会活动,从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更高的影响力。然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一直向前加深和拉大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不平等状况加剧就到了极点,在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状况将会趋于缓和。西方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图1)问题,而且很多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者说至少不能驳倒这一点。

  图1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关系

  这个图形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常常是与后面稳定相关的,因为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台湾地区与东亚奇迹证明经济增长与平等可以同时实现。不过,台湾的发展是独特的,而东亚能减缓平等差距,则正是政府作用,政府进行了再分配)[加]布莱顿:《理解民主——经济与政治的视角》,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二)稳定

  稳定在理论上相对没有平等那样复杂,一般说来,稳定,除了经济平稳之外,更多的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涵义,而社会稳定基本上就等同于政治稳定,或者要以政治稳定为核心)任红杰:《社会稳定问题前沿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按亨廷顿的理论,政治稳定与政府控制力有关,与政权民主或专制性质无关。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曲线(图2))邹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1993年1期。)。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要发展,意味着要向民主方向迈进,这时公民参与扩大,而常常是现有制度不能及时更新和更进,也就无法容纳各种参与诉求,导致不稳定。正是这个原因,现代化就意味着不稳定,政治失序或骚乱。

  图2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关系

  当然,这种稳定表现的是静态稳定观下政治失序事件可能会走的路线图,即社会尚没有充分的利益沟通渠道,大量矛盾公开激化从而使不稳定加剧。当权者追求稳定只是想现有政权及利益格局长期持续保持下去,每一次不稳定事件结束后,原有的状态又得到恢复。在开放动态的稳定观下,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这种稳定观强调,现有政治结构能够在容纳吸收新增利益诉求的同时,不断改进并超越原先的利益格局状态,而不是简单回复到原先利益格局,同时政权结构却不会受到削弱。但是开放动态的稳定观只会形成于利益沟通机制比较健全的社会,即民主社会。那时,政治冲突一般只可能是长期保持在小规模水平上,维持政治稳定。当然也不排除极端情况出现,造成重大政治失序。美国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体制以后,长期保持的就是动态稳定,内战只出现了一次。

  (二)平等与稳定关系

  在这一方面我想有四点需要着重强调。

  1.平等与稳定直接相关。我国近些年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说明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与此同时我国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也在急剧增加,如近些年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包括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些迹象表明,以上二条曲线极可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经济上的平等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则关系经济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从表象上看的。从深层原因上看,平等最初是个经济问题,但是考察人们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富人主要是受政治体制与法治环境不健全的影响,以及垄断、权力或法律空子而造成,真正靠个人天赋与勤奋、才华致富的比较少。特别是在我国,经历过相对广泛平等化的年代,由平等而步入不平等更突显政治因素。也许人们会指出,按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向前发展渡过一段时间后,经济不平等将会缓和,因此政府是不用干预的。但是正因为不平等直接关系政治稳定,所以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它要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政策与杠杆,也可以是政府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环境的加强,以减少政治方面不合理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加剧。

  由此可见,经济平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而且当经济平等影响到国家发展全局时,本身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2.不平等招致政治不稳定的原由。首先,经济不平等加剧,意味着不合理的加剧,会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破坏性的冲动。平等也好,公平也好,这种价值观念都一直深存于人们内心,当经济不平等的现状达到一定程度时,多数人会对现状产生不满。而这多数人也常常是收入低的那些人。当收入高的极少数人的生活与收入低的多数人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人们很难想像它会造成何种局面。“怨人穷,恨人富”,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一般说来,即使这些少数人收入合理合法,也有不少人眼红,更何况那富有的少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收入来源,被大多数穷人视为不义。也许我们重温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演变的论述更有帮助。几千年之前他就已经意识到,穷人和富人的差异:“第一类人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而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祸患就起源于放肆与无赖。”)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第一、二类人就分别指富人与穷人。对比贫富差异,无论是穷人还是定富人,在对致富的归因上,都会主要指向权力等政治因素。而没有能够享受富裕生活的多数穷人如果预期自己不能像有些富人那样靠政治因素致富,或者自己在这种效仿中受挫,常常就会产生对现政权的不认同与抵制。一般说来,穷人比富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变革,这就对政治构成严重威胁。现在到了需要避免和防范“无产阶级之革命性”的时候。

  其次,在这种破坏性心理的作用下,部分人的现实行为确实危及政治稳定。一般说来,少数富人以及力图效仿的少数穷人,会继续隐性地破坏现存经济社会制度与法律,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有时这种追逐行为达到极端,如屡屡见于报端的为争夺官位、权位而导致人身安全事件。而多数人穷人则可能诉诸于“小罪”:偷蒙抢拐骗等,更严重的可能是各种群体性事件了。在极个别情况下,穷人还会将自己的破坏行为诉诸于某种类似于替天行道的“正义”。

  再次,在当代中国,吸收和反映民意的政治参与沟通机制并不健全,民众的不满意心理以及他们的各种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这时,其破坏性心理与行为可能为某些政治力量所利用,从而加剧政治不稳定。一般说来,普通民众的不满意心理与情绪只是暂时的,即使对政府有所不满,其程度也是相对轻微的。只要不危及其生计,他们大多不会起而与政权对抗。但也要防止矛盾激化,上升到政治层面。

  3.适度的经济收入差距反而有助于政治稳定。我国虽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传统,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心理渐趋理性化,收入的绝对平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期待的。相反,一种合理或适度的收入平等,即公平,有助于政治稳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将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上造成错落有致的局面,从而形成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例如,人们常说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较为合理,有助于社会稳定,其实就是指经济收入高和收入低的人数都比较少的情形。当然,合理收入差距的形成是离不开政府干预的。如果放任市场运行,就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生产结构的不良分布,导致生产的崩溃并危及稳定。而适当的政府干预在扭转收入分布不合理时,不仅是有效克服市场的弊病,而且发挥了政府的能动作用,赢得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巩固了政治稳定。这就更不要说,由于合理的差距造成社会系统的新的活力而促进稳定了。

  4.应当坚持动态稳定观。我在前面指出,动态稳定观强调政治结构优化利益配置前提之下的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一种过程中的平衡,是不断打破现状,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当前,我国实行稳定压倒一切,但是这种稳定可能被部分人理解为静态的稳定,即保持现状、不出乱子,从而成为阻滞改革的借口。然而,越是这样,稳定就越成为一项挑战。为保持稳定而牺牲改革,牺牲经济发展,最后反而是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共损。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这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三者间的关系。可是由于对稳定的理解停留在静态稳定观上,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发展不再是科学的发展了。在我看来,只有树立动态的稳定观,改革才会有更明确的目标,发展才会有更切实的保证,才能实现三者的统一。动态稳定观首先就要求政治体制与机制作出调整,能够不断反映社会利益诉求,而这本身就是改革的一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重点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政治发展,最终生成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局面。

  四、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自提出以来,就为新形势下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政治协调发展这一内容,但是综观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大局,经济政治协调发展却是重中之重,事关全局。这是由经济与政治各自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在对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现状有个初步了解之后,我们还要在理论上提升这种协调发展的深层意蕴。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主要是要应对公平危机,而公平危机的出现其深层原因则在于经济与政治的冲突,要化解这种冲突,国家或政府的制度与法律及政策就要不断作出调整。

  (一)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协调发展。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它标志着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过去,我们多少陷入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物的奴役之中。然而,我们所有存在的意义与目的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权利和福利的满足与提高。科学发展观提出之时,我国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人们转而诉求的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在这个发展中间,人们关心的内容更多带有社会性与政治性。他们不仅要求物质利益的进步,还要求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公平与政治平等。如何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则是通往人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进步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涵盖了个体与种类二个方面,包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本身道德的进步,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经济是丰富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手段,而政治则是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手段之一,让人类从落后的组织形态走向文明,政治发展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是前提。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前提。

  (二)科学发展观与公平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众多社会问题而提出的,而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公平,其深层的诉求是人应得权利的伸张。而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公平的必由之路。

  1.公平的涵义。当前人们集中反映的一个社会问题即是贫富差距分化过大,影响社会不稳定,其主要表现就是行业、阶层、区域与城乡居民间的收入落差较大,或者说经济不平等加剧。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同不同行业、阶层、区域与城乡间居民收入都相同。这种相同,意指一种平等,在现阶段是不可取的。过去那种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已经被我们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它束缚了生产力的提高,压制了效率。因此,作一个历史时段的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这里的公平主要是指一种结果的公平,意即适当的收入分配差异。然而今天,人们的公平更多是指过程与起点的公平,过程公平要求一种合理的公正的规则,而起点公平,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主要是缘于个人的先赋因素,如智力或体力的差异。但是,有些起点,这主要是指社会性的先赋因素,例如出生于农村与城市的孩子在教育上的差别,它一方面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人为政策影响,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当前人们对公正的诉求,我想主要是对过程不公以及部分社会性因素导致起点不公的不满,其中又以过程不公为最甚。这两方面事实上就是机会的不公平。公平是一种客观的追求和判断,它是公正、正义在制度与政策上要求。在我看来,公正或正义体现的是更核心的价值,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即符合事物前进方向,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那种信念。公正更多带有应然的成份,在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观念已经确立了,即“保证人的权利与尊严、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以及社会调剂”)吴忠民:“关于公正、公平、平等的差异之辩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4期。)。而如何实现它们,则寄希望于制度与政策。公平是一种可操作性的理念,人们通过一种制度或政策安排更能体现公正,那么这种制度与政策就更具有公平性。

  2.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种公平的缺失。在一些不合理的或不完善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之下,过程与机会不公直接导致结果不公。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即是要解决五个公平问题:城乡公平、区域公平、经济社会公平、国内公平与国外公平、代际公平)陈汉荣:“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公平问题的思考”,《中共杭州市委学校学报》,2004年6期。)。这种说法其实质在于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公平观,但这五种公平之划分并不妥当,有些提法需要慎重。在我看来,当今我国有以下三类较重要的公平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相关利益保障有较大差别。这是时下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过程与机会不公造成的。首先看收入差距,这就表现在不同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员工,以及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主及各种特有技能者,即各种“星”,如歌星、影星、球星身上。一般说来,人们对靠知识、技能与勤奋获得高收入能够心平气和接受,而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则颇有微辞。而相关利益保障差距,则主要指二个层面,一是指党政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能够得到各种保障,如住房、公车、医疗以及各种签单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收入不高的劣势。而有可能的权钱交易更不在话下。第二个层面是指,相应地广大工人农民却承受着改革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表现在收入较低,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一类公平问题在全国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解决这一类公平问题,概括而言,人们主要从制度与政策二个方面阐述如何克服利益差别过大,例如国家的住房、医疗、教育政策等是可以调整的,某些制度如户籍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可以不断完善。

  第二,区域不公平。这种不公平首先表现在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上,然而它又超越这种不平衡发展。东部发达地区人们生活质量普遍高于中西部,虽然说不能离开东部地区人们的先天优势(如交通、气候等),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扶持,但是更离不开中西部在资源上的支持。这种支持更带有政治性和全局性,体现了不同结构间的功能互补优势。例如,中西部为东部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保障,将大片土地用以种植粮食,而东部则将宝贵的土地进行工商业生产。再如,国家的银行体制,广大中西部民众可能将自己的辛苦钱拿到银行储蓄,但是在国家金融体制下这些钱参与了东部开发建设,换来东部的高速发展,而中西部民众只得到一点利息。虽然东部的发展从总体上也是有利于中西部,但在眼前看来,东中西部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中西部的贡献是否得到合理回馈。这种区域不公平在我看来最能考验国家的执政能力,如何促进利益在区域间的合理分配,对于有效增加各地区人们的政治认同,维护国家稳定,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解决区域不公平问题,需要时间,从根本上是要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政府必须创造条件让中西部发展起来,尽可能通过政策倾斜与制度改良来促进它们的发展。

  第三,代际公平。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是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加以探讨的。从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当前人们对这一点重视得还不够。人们一般所说的公平是指代内公平,即是指已经在世或在场的人们之间的公平,然而在世人们又是可以划分为各代的。代内公平事实上已经包含着在场代际公平。当然,未出世的下一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又构成了另一种代际公平。但从一般历史时序上说,总是在场中老年一代人决策着在场各代人的利益相关事项,并暗含着同不在场的那些人间的代际公平问题。当代中国的代际公平问题虽然突出表现在对资源的过度滥用方面,但是我以为代际公平的核心解决办法仍是政治性的。我们应当赋予每一代人同样平等的决策与选择权,它将能使得本代人不可能做出损害下一代人的事情。如果把如何对待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自然资源的态度,看成是代际公平的一个衡量标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如何看待与政治发展相关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同样看成是代际公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呢?有没有一种制度安排,它能够保障代际之间的公平,能保障当代人不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我想这关键是一个约束多数人权力的问题。相对于年青一代或未曾面世的一代,现时代总是占多数的那一代人所享有的权力应当受到约束,使他们在这种约束之下不可能挥霍资源,这归根到底是一种宪法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还可能使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这就要求,我们的这种制度设计本身是能为后代人所接受,并且他们有权利加以修正,按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规则来治理自己。如何设计这种制度,才是我们当代人在政治上要解决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在最后必然延伸到这种制度问题上。

  (三)发展的动力

  发展,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思维,是近现代形成的一种观念,其核心是人的各种福利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事物向前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内在的矛盾构成了发展的动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根本上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其中,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冲突又是这个根本动力中最重要的方面。相对于其它各种上层建筑来说,没有哪一种比政治更重要了。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就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与政治的冲突正是当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之根源。随着经济向前发展,人们的应得权利随之增长。这种应得权利植根于人内心之中,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可以简单地说,那么这些应得权利就是人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利,它是没有边界的。虽然法律上可能只列举了其中一些,但是法律也将随之而变动发展。问题就在于,如何保障这些权利,成为一个供给问题)有关这种供给的论述,参见[英]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我们自身应当创造条件来努力保障它们,而这个创造条件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政府的角色与功能至关重要。现代政府已经完全不再是守夜人了,它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正是经济与政治之冲突导致的。当然一般民众也承担着化解经济与政治冲突的责任。当人们从经济中得以实惠时,从臣民转向市民时,他们还面临着另一层身份的转变,即从市民向公民的转变。公民身份,要求人们更多要考虑集体的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私利。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之私利的同时,虽然能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但这毕竟是有限的。而人们要转向公民身份,社会制度与结构就要做出调整,给人们讨论协商公共利益的制度空间。当前我国似乎是少部分人利益丰厚后不愿意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而缺失公正,没有体现出公民的美德。但是我们也要提防在将来,大多数人得益之后,也不愿意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或者认为这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虽然公共利益有时很难确定,但是全体人,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各种权利之满足正是公共利益的方向。政治就是促进公共利益满足的舞台与机制。经济发展诱导出的更高层权利要求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得到满足,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公平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实现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余思

  经过对当代我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初步梳理后,我认为要妥善处理好二者间的协调关系,我们在理论上认识到这样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要尊重我国实际国情推动政治发展。国情包容多重内涵,在这里我仅列举三个方面的重要议题:

  1.中西方政治发展内涵不一,我们在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同时,只有结合中国传统与特色,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发展。在前面,我对“政治”的理解,主要侧重于政策、体制、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等方面,但是我国的政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例如,我国政府传统以来是扮演家长式的角色,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似乎成为一种习惯,在时代变迁中其惯性力巨大,而在西方则有较合理的政府与社会之关系。再则,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超大规模型国家,各种政治事务复杂多样,都对政治发展构成严重挑战。

  2.注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处理好这一关系,和以上第一点反映的本土特色与西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紧密结合的。在学术研究上,现代化理论早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具体地促进政治发展的现实操作上,如何体现出这一点人们似乎比较迷惘。传统与现代首先是二种不同的价值观,但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我国一些传统政治操作技术,例如官员选拔标准与程序中存在的优点,体现的价值,在现在仍有很大的运行空间。再如,我们现在比较棘手的权力监督问题,西方采用三权分立式的结构来解决,而我们传统中的廉耻价值则可以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很大作用,只要官员个人权力运行过程,其公共生活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其胡作非为之心将大大收敛,因此不同于权力分立制衡,而侧重于权力公开透明,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尝试途径。

  3.在稳定与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平衡。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一直是我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完成西方国家已经经历的从农业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现代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化剧烈,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而一个超大型社会的稳定局面之保证又是来之不易的。政府在稳定与发展中都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当代中国就要求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权威与领导核心,但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又必须不损于民主法治。

  4.一个地方甚至是全国,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到底怎么来判断呢?对此,笔者进行了一个初步思考,也许以下一些标准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单位内初步的衡量标准。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能够较多地满足这些方面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上说,其经济政治发展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是更为协调的。①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②城乡及区域民众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或者退一步看,其差距扩大速度相对缓慢。③环境生态得到了有效保护。④政治社会比较稳定,治安事件或大规模群体事件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较少出现。⑤政府依法运行,效率较高。⑥政府决策、人事任用顺应民众的意愿。⑦政府的各项事务受到民众监督,透明行政。⑧腐败得到了有效遏制。⑨民众及官员体现了较高的素质,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渐行消退。⑩社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领域开始发挥一些实质性的能动作用。

     本文摘自《强国之路——中国改革步入30》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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