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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栓喜: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

作者: 方栓喜   时间: 2015-08-13    已有人阅读过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我国发展处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转折点。能否实现这个平稳过渡,是我国本世纪能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适应这一过渡,需要摒弃把人仅作为经济发展工具性的改革发展思路,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全面制度创新。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我国发展处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转折点。能否实现这个平稳过渡,是我国本世纪能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本文认为,适应这一过渡,需要摒弃把人仅作为经济发展工具性的改革发展思路,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全面制度创新。

  近几年来,全世界都在关注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势和基本脉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整个改革发展的大篇章、大布局相当重要。回顾过去改革开放,我们从自身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的方略既定,又能够长期坚持,这是过去30年虽有小的和局部的问题,但总体上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如果放眼整个历史,可以说,我国处于过去150多年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

  我国改革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发展为改革出题,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30年至今,这一逻辑并没有变,也是确保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总体原则。因此,在历史进程中把握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下一步发展遵循的规律性,成为正确制订新阶段改革开放方略的基本依据。

  一、我国已走过经济起飞阶段,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

  当前,大家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国的发展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新阶段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比较贴近我国的现实。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一是“传统社会阶段”,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第二个是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第三个是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四是“成熟阶段”。这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的时期。其特点是,现代技术已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将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渐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按照罗斯托的框架,我国建国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所谓的“传统社会阶段”。鸦片战争到建国之间的100年,虽然中华民族有成为现代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多数时间都处于战乱状态,很难看成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可以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从主观上看,我们采取赶超战略,想迅速起飞,但由于缺乏起飞所需要的必要制度安排,经济最终走向停滞。但这一时期毕竟为起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主客观条件。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近30年,是典型的起飞阶段。第一,在这段时期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10%的积累率,国民经济规模扩张的速度很快。1978年到2006年之间,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由3645.2亿元增加到209406.8亿元,2006年是1978年的57.5倍。人均GDP从2000年的7858元增加到2006年的15973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在1978年到2006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第二,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先是轻工业蓬勃发展,由短缺走向过剩。其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动了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第三,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自主增长的机制已经初步形成,起飞所创造的成果是比较稳固的,很难再倒退到过去的贫困状态。

  目前,我国正处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折点。也许会有人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高,投资率仍居高不下,仍具有起飞阶段的一些特征,凭什么说起飞阶段完成了呢?

  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了。200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1%,恐怕仍不成问题。但是无论是我们决策层还是民间,都明显地觉察到了现在这种高增长背后潜在的风险。比如说,资源环境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高增长得不偿失,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节能降耗很难达标。现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要生产比以往更多的东西,但是资源获得渠道无大的变化。这种超出国力的增长,速度高不再是好事了。从主观上看,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在这一系列新理念当中,把过去的“又快又好”发展变成“又好又快”发展,不再一味求快。未来几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们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过去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了。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发展有许多说法。大致是从“中国崛起”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这一系列词汇演进,是从一个高度热情到高度理性转换的过程,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开始形成相对成熟的大国心态和大国理念。这些现象都是我国从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确立人的主体性是进入成熟阶段全部发展问题的核心

  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4年了,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恢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应当说,这是顺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安排。

  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非常重要,没有超常的增长很难叫做起飞。无论是过去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无不是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个人对于经济发展,更多地是作为工具性而存在。大家都致力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较少地消费,这本身也是起飞的基本条件。

  但是到了成熟阶段,各国都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型。其中核心的回避的主题就是人的主体地位如何确立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成为一个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们面临如下两大任务。

  第一,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生产能力空前扩张之后,大家仍不消费怎么办?比如,2000至2005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5.3%、36.5%、37.9%、41.0%、43.2%和42.6%。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至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而我们的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是61.4下降到2004年的54.3%,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的50%。不成为消费大国,很难称之为进入成熟阶段。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产品,也要消费全世界的产品。

  要实现这一点,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仅仅扮演劳动力的角色。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具有工具性价值,也具有目的性价值。也就是说,在成熟阶段,我们要恢复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国内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优势,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削弱我国的竞争力,会使国际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如果坚持这一点,我国就很难成为消费大国。再比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算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是好事。事实上,目前国内消费低迷、投资过热、房地产价格上涨、股市风险增大等宏观经济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大收入分配差距在市场中的反映。这些观点放在经济起飞阶段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来临,这些观念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再固守这些观念,就会产生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异化问题。片面强调人对于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最终无不导致经济危机,而不能使经济发展顺利进入成熟阶段。

  第二,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起飞阶段之后,能够转变为发达国家的,几乎都是通过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顾。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不足,比如,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8%、45%和26%。目前我们13亿人口,处于总体小康阶段,资源环境已经相当吃紧。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14.5亿人左右的全面小康,出路在哪里?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环境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但从本质上说,资源环境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都是因为人的发展,而不是自然资源的增多造成的。如果人本身的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就很难成为发展的瓶颈。

  20世纪众多的发展理念中,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成为主流,绝不是偶然现象。他认为,发展就是人们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扩展。在这一理念下,发展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过他们自己想过的有价值的生活,但其前提是每个人都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阿马蒂亚·森比较好地处理了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理论被赞誉为穷人经济学,并被广泛地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保证社会和谐的经济学。在我国引起广泛争论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阿马蒂亚·森的框架内应当说很容易解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误区,要么把人看成是工具性,而忽视目的性,要么是把人看成是目的性而忽视工具性。仅看成目的性,蛋糕做不大,坐吃山空;仅看成工具性,社会很难和谐。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切入点,公平效率就不存在这种矛盾。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我们不能劫富济贫,但要重点提高穷人的能力和机会。如果这些得到保障之后仍然生活贫困,那就是因为懒惰。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对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没有丝毫的损害。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

  综上所述,我国新阶段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一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国内多数人消费的增加,使人们切身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实际成果,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持续提高的基础上;二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成熟阶段,经济发展重在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

  三、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新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首要价值

  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向成熟阶段的过渡,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而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必须把人的主体性作为首要价值。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有效提高、多数人的素质是否得到有效提高,成为新阶段改革开放是否取得成效的“试金石”。

  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改革应优先注重公共服务体制的建构,应将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加快推进。现代社会要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多数消费水平的提高,转化为多数人的素质提高,重要的枢纽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共服务体制。过去我们以市场化改革为单一的改革目标,虽然在提高经济总量方面卓有成效,但在对人本身方面的关怀不足,这与我国进入成熟阶段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不能再仅仅是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配套措施了,而应当成为与市场化改革相并列的目标着力推进。

  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这两种公共服务对人的全面发展最为重要。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教育体制和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是使经济增长转化为人口素质提高的关键,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关键,应当先行解决。目前我国财政差不多每年要增长1万亿,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就业合起来,是千亿级以内的花费,只有基本社会保障上万亿。何况我们还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许多人指出,这些钱用来做什么更好呢?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我国的经济一直有投资过热的倾向,投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利润也相当微薄,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总体上看,已经超前于发展中国家,许多方面比某些发达国家也差不了多少。这种情况恰恰意味着我们在此方面改革的时机非常成熟了。

  第一,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解决相当大一部分民生问题。解决相当大一部分因教育致贫、因病致贫的现象。

  第二,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物质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许多学者一提到社会体制改革,就简单地按照西方理论,认为主要是加强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推进民间组织的发展远不如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改革收益大,而且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阻力也比发展民间组织小。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可以以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目标,来发展民间组织,调动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的改革方案会更为稳妥,更容易出成效。

  进一步说,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建立一种政府“兜底”的机制,也能够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提供重要支撑。如果政府不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坏的市场经济。

  第一,使政府能够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中承担最终责任。作为西方新公共管理浪潮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本意是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在我国却走形变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确保政府责任。在此方面,需要尽快确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观和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需要加强对公共服务的问责。与此同时,加快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有效地整合公共行政资源,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第二,抓紧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刀阔斧地变革作为行政化、垄断化而存在的事业单位,已经成为我国推行新国家战略的重大任务。可以预见,这项改革将会使我国尽快跻身人力资源大国和科技大国的行列。事业单位是我国承办公共服务最重要的主体,如果不及时改革,仅仅是追加财政投入,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第三,以城乡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我国自1994年以来分税制改革之后,13年再无大的变动。当时的改革是基于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并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经济总量。但是当前,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公共服务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再分配,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我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条件的。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一些差距是难免的,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长期保持过大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不使贫富差距转化为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差距,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起点上的公平。

  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发展的首要价值,需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

  第一,要通过进一步的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进一步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建立一种体制机制,使经济发展不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此方面,我们高度依赖于下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情况看,需要抓紧推进资源要素领域的改革,使资源环境成本通过价格机制反应出来,政府也应当征收资源税。这样,就会使企业主动地减少资源消耗,也会催生可替代能源的技术创新。过去我们说市场化改革,目的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现在主要是为了突破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在此方面,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压力,需要小步慢走,但不能无所作为。

  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公平的发展。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起点公平。但我们仍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过程的公平。现在人们往往希望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规范收入分配,事实上,由于垄断的存在、产权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初次分配不公正、不透明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些问题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得到解决。

  第二,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发展自己。在此方面,我们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以超前的眼光、更为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甚至是吃一些小亏也在所不惜。不能把眼光盯在短期的所谓“经济安全”上,大国崛起需要世界胸怀和战略眼光,我们需要在对外开放上谋划更大的篇章。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将高度依赖于世界石油矿产资源来发展自己。为此,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对外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因此,消极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更不安全。发达国家对国际石油的重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大国,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大国,离开世界资源很难实现长足发展。

  第三,积极推动服务业市场化进程,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鼓励更多的投资进入服务业,尽可能少地消耗自然资源。一方面,随着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服务业的需求将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我国已培养了足够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支撑这些行业,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的服务业,都有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重要的优化是破除垄断,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价值,需要以和谐理念为宗旨,致力文化建设。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的幸福感与文化和观念上的社会认同感成正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我们也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体制改革,吸纳和整合各种合理的价值观念,使得我国成为一个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大国。尤其,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今天,文化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当我们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全球化的时候,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如果一些企业在国际上贩卖假冒伪劣产品,对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极为不利。在此方面,我们应当随时牢记自己是世界公民。我们要真正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当具有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这样,才能为我们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尊重,为我们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发展的首要价值,需要以满足人们的社会参与为重点,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发展新阶段,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都将发生深刻变革。从新阶段改革的规律看,这些改革更多地是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将使得政府改革成为新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但从政府自身改革来看,要涉及到干部体制的变动,比如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要涉及到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比如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中央地方分工问题;要涉及到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将触及现行的政治体制。在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选择权将被得到充分地尊重,整个社会的活力将得到更为充分地激发,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意识将会稳步提升。由此,还应当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以确保正确的改革方向,并为各项改革开辟更大的社会空间。

  一些人提出,新阶段的改革能否尝试一下激进式的改革方案?从全局来说,我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通过这些年对转轨国家的观察,打破国家秩序是最不明智的做法,重建社会秩序往往会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在确保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情况下,反而更有利于改革发展。比如,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短短几年就免除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就是局部的激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改革收益,又没有改革风险。事实上,在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利国利民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主动地发现,去解决。毕竟,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更为复杂的风险收益评估,常常是理性所不可及的。但要在渐进市改革的思路下,在可控的范围内小步快走,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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