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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发展方式转变与“十二五”时期的综合配套改革

—— 在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的演讲

作者: 宋立   时间: 2010-10-31    已有人阅读过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早上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前面听了各位朋友的发言深受启发,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我发言的题目是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

讲的第一点是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转型期的发展模式转变。总的一个看法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与发展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发展环境出现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发展趋势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做出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考虑:第一,在危机前后我们遇上了三个不期而遇,三重矛盾交替在一起。第一组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第二组是劳动力关系变化和汇率变化的不期而遇,这个问题造成了我们企业成本的上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还认识得不够充分;第三组是经济总量位次变化与人均水平变化的不期而遇,对这个问题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

关于第二个问题,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和汇率变化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三个板块,第一个是国有经济改革过来的,第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第三是引进外资之后扩散成长起来的板块,除了国有这个板块之外外资和民营这两个板块基本上或者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供求变化和汇率是相当敏感的。我们有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把原有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90年代之后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化出来。现在随着危机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得非常快,工资成本上升非常快,汇率压力非常大,这使得我们外资和民营这两个板块依靠劳动密集型的路子越来越窄,很多的企业家都认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不转型升级的话只有三到五年发展的空间了,这其中有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用自动化、半自动化去取代劳动,这个过程可能仅仅是一个过渡,此后可能很快不得不向创新要红利,要求我们加大创新。

第三个方面,人均水平的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变化问题。人均水平的变化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还认识得不够充分,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转变的过程中,可能要遇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问题,就是总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干扰因素。像韩国、日本是人均很高的时候总量才发生变化,而我们人均还很低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变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干扰因素更多一些。对中国来说,开放以后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伴随全球化的三个进程,第一个全球化时中国跌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第二次导致了海峡两岸的隔离,第三次全球化加速了海峡两岸的缓和,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前途无疑是更加光明的,但是道路可能会更加曲折。在我们遇上中等收入陷井之前可能会面临到一个赶超的现象,或者面临像日本那样外部环境不那么友好、不那么有利的风险,我们担心不可预期的因素在“十二五”时期会爆发出来,尤其是一些情绪化的东西、非理智的东西,虽然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永远使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有时候政治家的决定会造成一些干扰,可能我们要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可能会有所下降。从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块来看,投资这一块可能增长的高峰——至少是第一拨的高峰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一块的增长可能就进入一个速度回归的过程了。从消费方面来说,我们感到还比较乐观一些,虽然说城市的消费,住的消费遇上了高房价的阻力,但是农村的消费加速阶段已经开始了,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十年前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相当,如果当年城市消费革命在农村再演绎一遍的话,可能是一个消费大加速时期。当然消费是抵挡不了投资减速的。由于总量变化在这个时候到来,在人均水平还很低的时候到来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使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在别的国家情绪化的阶段里面,一些外部的环境不仅是在出口方面,可能对投资方方面面甚至一些舆论导向方面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十二五”时期可能对我们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随之会下降一点,可能是1-1.5个百分点。

就发展方式转变而言,我的观点是我们要从机制的层面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转变。发展方式像宏观调控一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人集成的创新,发展方式是增长方式概念发展而来,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我国借鉴并沿用至今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包括了原有的一些概念,也把发展机制、发展动力包括进来了。除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还有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等,当然这是一个互动的东西。从加入发展因素、发展模式来解构这个概念的话,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有效地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体制改革这些东西不是板块式东西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来理解;第二是可以从需求结构域短期增长动力来理解;第三是生产要素组合的长期发展动力;第四是生产要素报酬机制与收入分配模式;第五是生产供给结构与国际分工定位;第六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均衡性;第七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关于结构方面的东西,大家强调得比较多了,我认为从机制的角度强调得比较少,事实上我们结构调整得比较慢,或者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得比较慢、不理想,这里面确实有客观的因素,但可能有认识误区的因素,其实我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也罢,发展方式转变也罢,都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完全受制于市场因素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取决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等主观努力。对我们来说,推进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就是通过体制改革,通过战略性调整来推动。

整个“十二五”时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任务,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是一个改革规划,也是一个转型,甚至是一个跨越、超越的规划。

我们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现在我们是部门推进的改革,有局限性,触及利益的时候就会避重就轻,这种改革说得多,做得少,所以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的设计。简单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围绕发展模式的转变深化改革;第二是结合需求调整深化改革;第三是结合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深化改革;第四是围绕完善要素报酬决定与收入分配机制;第五是优化内外、区域和城乡结构深化改革;第六是围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持续性进行改革。在我们中国,政府参与是比较深的,很多做法和世行报告里面有很大的变化,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到了一个反思的阶段,到底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也许是中国经济学界有所作为的地方。

关于需求结构优化的问题,这是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建立在发达国家自己的平衡,并不是全世界福利最大化的一个平衡,是不是并不需要追求任何时间点上各国严格的平衡,这也许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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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2月
定价:45.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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