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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 伞锋:收入分配、供需调整、政府治理:扩大居民消费的三个着力点

作者: 范金 伞锋   时间: 2010-10-27    已有人阅读过

【摘 要】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均验证了扩大居民消费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抑制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性因素,本文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的三个着力点:一是在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前提下,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二是在全力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基础上,采取差别化供给政策;三是在积极创造扩大居民消费良好的消费环境背景下,强化政府治理能力。

【关键词】居民消费;收入分配;市场供求;政府治理

扩大居民消费无论是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均验证了这点。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抑制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性因素的存在,以及各种障碍性因素盘根错节,扩大居民消费仍然需要艰苦的努力。我们认为,扩大居民消费应从健全收入分配体制、完善社会供需环境、强化政府治理等方面着手。

一、在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前提下,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居民消费的增长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平均消费倾向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既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也取决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而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则需要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多年来,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相比之下,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明显上升。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资性收入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最近几年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要扩大居民消费是不可能的。为此,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确保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减少直到最终取消各级政府的预算外、体制外收入[],强制企业按规定实行利润分红[]和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要积极转变政府支出投向,扩大公共支出,稳定地增加低收入者、离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确保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在三次分配中,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和民间互助等形式,发展救助、捐赠等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建立规范、合理的三次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需要在扩大居民收入的同时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这是难度很大而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是在客观上引导各级政府多上项目、多铺摊子的重要体制性因素。而在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下,税收与效益挂钩,只有投资项目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才能随之增加。因此,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助于抑制投资、扩大消费。另外,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中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不利于这些群体消费的增长。因此,应当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和消费的调节作用,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对高收入群体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促进收入的相对公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体制改革变化,居民财产性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生产投入要素中,除劳动外,社会各阶层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要素拥有量已存在很大差距,而其中以土地(房地产)、资本等为代表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将直接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所以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至关重要。最后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第二,努力扩大社会就业,积极鼓励创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要建立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加大财政对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手段,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投资结构调整,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投资项目,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在用地等方面应给予优先权或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和困难群体再就业援助制度;大力弘扬创业精神,积极推动民众创业、自主创业、艰苦创业;开辟各种渠道,努力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促进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

第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导致城乡之间出现消费断层。当传统消费品或中低档耐用消费品在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趋于饱和时,同类消费品却难以进入大多数农村居民家庭,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至少有10年的差距。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是形成消费断层的主要原因。为了填补消费断层,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必须千万百计地开拓7.5亿人口的农村大市场。为此,一是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力加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加大对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投入力度;二是继续贯彻落实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直接补贴;三是以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为重点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四是围绕提高农民的务工性收入,切实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工作,从制度上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五是国家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过程中,增加“以工代赈”项目,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

第四,培育和逐步扩大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消费和经济社会稳定的主体。发达国家之所以最终消费率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居民收入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而我国则与之相反,是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结构。中产阶层由于收入预期稳定且呈上升态势,消费观念跟得上时代潮流、对全社会的消费模式有引导和示范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和住房市场的繁荣就是中产阶层推动的结果。因此,为了促使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最终将我国带入“消费社会”,需要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使其成为带动我国消费结构大幅度升级的主力军,促使以住房、家用轿车、电子类消费品、旅游、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等为热点的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更长的时间。

第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提高消费者信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应用于改善民生,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教育、医疗、社保和“三农”等民生领域倾斜,增加投入;要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以便于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成效进行量化评价,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工作的改进。要继续深化医疗、教育、住房等制度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在建立平价或低收费的国家公立医院上下功夫,逐步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来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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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2月
定价:45.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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