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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城 程慧栋: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

—— “十二五”时期收入分配的微观治理路径

  时间: 2010-10-27    已有人阅读过

【摘 要】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因此,“十二五”时期必须尽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差距。当前,我国收入差距问题体现在多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等。笔者认为,改革企业内部微观收入机制,提高企业普通职工的收入,事关亿万普通劳动者的福祉,也是实现内需导向和经济转型的推进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调整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有效途径是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虽然该制度在我国推行已久,但是由于制度因素和经济环境所致,效果甚微。本文从收入分配的微观治理角度出发,重点讨论在当前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促进初次分配阶段的公平。

【关键词】新发展主义;工资集体协商;收入分配;微观治理

一、“新发展主义”的“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经历了从二战以来的发展主义主流向新发展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众所周知,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主流理念,代表着工业革命以来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发展学说的总称(周穗明,2003)。发展主义在二战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它预设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先后发展顺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巩固,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将迎刃而解(郁建兴,2008)。但是发展主义并未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反倒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对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拨,新发展主义思潮出现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冷战结束后的90 年代形成高潮,是对70 年代以后传统发展主义理论失效和实践失败的历史反思(周穗明,2003年)。最早提出新发展观的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他反对以GNP 为中心的单纯的、片面的经济发展,主张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统一。他认为古典发展主义重物不重人,倡导强调人力资源开发,重视个人自我发展的新型发展。此外,他还要求用国家权力来约束市场活动。(Perroux1983)。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解构了发展和现代性的人类学,戳穿了发展主义编造的神话,他认为“发展”是一整套编造和发明,是二战后西方重新界定自己和全球权力结构的过程中而做出的策略调整。因此,应从后现代的人类学原则出发,在新的背景下探寻另类实践,建立一个更多元、更少压迫的新纪元(Escobar1998)。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新发展主义的“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高柏,2006)。三十年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对外开放的平台,而对外开放则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参与全球市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1979-2007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国内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2010年,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四年中,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①]继“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之后,“中国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但是,“中国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过于“外向”的“中国模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据统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货物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进出口差额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亿美元。进一步来看,如表1所示,2009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都出现负增长,最大的为俄罗斯,增幅为-47.1%,其次为韩国和台湾,分别为-27.4%-20.8%[②]

12009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进口额(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欧盟

2363

-19.4

1278

-3.7

美国

2208

-12.5

774

-4.8

中国香港

1662

-12.8

87

-32.6

东盟

1063

-7.0

1067

-8.8

日本

979

-15.7

1309

-13.1

韩国

537

-27.4

1026

-8.5

印度

297

-6.1

137

-32.3

中国台湾

205

-20.8

857

-17.0

俄罗斯

175

-47.1

213

-10.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已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中国经济上成功的外部条件在于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虽然对外出口虽然占中国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必然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黄靖,2009)。20103月,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布题为“中国的红色警报”的研究报告,认为经济的稳定性使美国能够熬过经济衰退并变得更加强大,而经济不稳定的中国一旦遭遇经济困难,就会引发社会动荡。[③]诚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以严重的两极分化为标志的“断裂”。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利代表出现了“失衡”,“贫困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孙立平,20046)

GMO的报告还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出口目前已经达到峰值,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在时时威胁着中国的出口很明显,依靠出口增长的方式不再可行。事实上,本世纪初中国开始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不仅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倾向。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新发展主义的“中国模式”面临转型。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化钟摆运动回摆的全新认识,自主创新理念的提出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战略在理论层面开始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高柏,2008)。“中国模式”的转型要求实现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但是内需驱动需要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为前提,这也决定了“十二五”时期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以增加国民收入为导向。

来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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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2月
定价:45.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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