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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院: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破口

—— 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综述(三)

作者: 梅东海 雷婷 蔡文龙   时间: 2010-11-05    已有人阅读过

  20101030-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十二五”改革的焦点和热点。未来五年能否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这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涉及社会领域和行政领域,直接牵动着扩大内需、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全局。为此,要把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作为发展方式转型的突破口,明确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约束性指标,加快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 

  一、收入分配改革是关系发展方式转变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1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检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第一,人的自身发展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满足多数人基本的发展型需求;第二,提高国民收入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分好蛋糕”和“共享蛋糕”,为进一步“做大蛋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第三,实现民富优先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藏富于民”的基础制度。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认为,在内外环境变化下,“十二五”应尽快启动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向的改革,这是未来十年最为重要的环节。

  2. 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形成依靠消费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迟福林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在于它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指出,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均表明,劳动报酬越高的地区,其消费率一般也会越高。但我国的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最终消费率反而越低,相关系数为-0.44。为此,要从总需求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尽快提高“两个比重”。

  3.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深刻的、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利益关系调整。它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提出,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有研究表明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收入是11.5万亿,约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收入分配进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更大层面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4. 把收入分配改革纳入“十二五”约束性指标。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要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第一,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在15%左右。第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60%提高到65%左右。第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第四,城乡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1:1控制到3:1以内。第五,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30%左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建议,应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例如,财政预算必须把基本用途和支出流向、分配比率规划清楚,包括政务消费、战略投资、基本建设、社会保障、居民增收等支出项目和分配比率按照不同量级细化。

  

  二、推动“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改革

  1.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合理配置国有资源

  迟福林建议,“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是反思国有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要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社会领域;二是尽快推进资源税改革改革国有资源的税费体系,理顺资源性产品的分配格局。迟福林进一步提出,要尽快出台详细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建议将征收“特别收益金”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于吉指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交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肖毅敏建议可以参照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在垄断行业里量化出一个平均收入的相对比率,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上进行双重调控,以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

  2. 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启动财税体制改革

  迟福林提出,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为此,“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明显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力度,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范金指出,要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3 .建立保障“两个同步实现”的机制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两个同步”。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但要注意的是,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使偶然成为必然,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迟福林指出,加快构建财产性收入的体制基础,逐步缓解并缩小居民过大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一是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土地资产增值的红利。为此,应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产权主体的地位,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二是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保障投资者权益;三是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真正享受到企业增值红利。沈坤荣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公共支出手段,优化社会消费环境,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预期。肖毅敏建议,改变企业内部自主分配中资本与管理要素主导的情形。在实施工资谈判制度和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杨宜勇指出要促进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建议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改善城乡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沈坤荣认为,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由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不足、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消费愿望很低。解决问题的核心内容一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二是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5.加快社会重建,防止“收入倍增”蜕变成“支出倍增”

  孙立平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发点很好,但社会反应不佳。原因在于收入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而支出倍增的迹象和趋势已经很明显。要防止收入倍增成为支出倍增,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为此,关键在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周长城建议,“十二五”应从赋权角度出发,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推进企业工会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对集体合同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三、“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

  1.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政府因素

  迟福林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尤其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2 .尽快转变政府发展理念

  洪虎指出,科学发展要做到“惠民发展”,本质在于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展直接取决于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政府要从理念上做到“三个转变”:第一,实现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第二,实现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第三,实现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

  3.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改变政府的利益化倾向

  与会专家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政府推动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当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迟福林提出,要尽快改变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杨宜勇指出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也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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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2月
定价:45.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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