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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经济的忌惮:平地刮起“郎旋风”

作者: 罗晓 于一   时间: 2012-09-10    已有人阅读过

  特殊语境下的沧海横流,会显出不同的英雄本色。2004年,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大出风头,不止一人这样说:“因为他反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坚定态度,却让他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2004年春夏之交,郎咸平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炮轰某些人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中饱私囊,导致国家财富流失,建议停止在1998年启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著名的“郎顾之争”拉开帷幕,对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讨伐,也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在对“国退民进”的讨伐中,郎咸平主要揪住三个企业不放——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他认为TCL股权改革的实质是稀释国有股权,股权激励是幌子,证券市场是渠道,国有资产逐渐进入个人的腰包;他也对海尔提出了质疑:“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了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明显就是通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攻击更为尖锐,他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炮轰顾雏军: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民进”机会的把握。

  一度摇摆的“国退民进”政策一朝开始疾风劲吹,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资讯行情论坛)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根据我们的分析,顾雏军的收购成功源自于其独到的操作手法。顾雏军的整体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七步,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

  行文最后,郎咸平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姿态:

  顾雏军对冰箱业的整合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赞美之声。甚至有人将他诩为中国的摩根。我们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余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针对郎咸平的炮轰,TCL和海尔表现得心平气和,以“不予评价”轻轻带过,郎咸平来势汹汹的质疑倒讨了无趣。性情暴躁且自负的顾雏军却坐不住了,要单挑郎咸平。顾雏军的反击,恰好把自己置身于放大镜下。“第一桶金”来得不明不白,发迹轨迹也颇有可疑之处的顾雏军,在并购时也有不少在法律与道德边界徘徊的灰色行为,一旦较起真来,顾雏军最有可能成为炮灰。2005年8月1日,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虚假出资、挪用资产,被刑事拘留,顾雏军的“资本神话”灰飞烟灭。

  郎咸平三次来势汹汹的声讨,尤其是愈演愈烈的“郎顾”之争,平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郎咸平“越战越勇”,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言论。

  郎咸平反对当前推行的“国退民进”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导致两个极为危险的问题——“法律缺位下的不合法”和“买卖双方私下自定价格”,这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廉价流失。郎咸平抨击20年来的产权改革存在重视通过激励机制提高效率,完全忽视信托机制建设,“所有者”缺位导致国企经理人侵吞固有资产。他还打了一个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郎咸平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规范产权改革: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管理者收购);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对三个企业的攻击以及对“国退民进”的质疑,很快演变为对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讨论。

  郎咸平在200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出:“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举例而言,我在2004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做出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复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郎咸平“大义凛然”的情绪与一系列富有煽动性的犀利言辞,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有媒体赞誉为证:“这个48岁的华人经济学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亮相于公众之时,就显露了其桀骜不驯、锋芒毕露的个性,且在内地拥有着异乎寻常的人气。”

  平地刮起“郎旋风”,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其影响力和覆盖面都远远超出郎咸平最先抛出的问题本身,主张、利益、使命甚至信仰……都被卷入其中,甚至除了舆论界、经济学界,连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甚至历史学界都涌入了这场有关改革路径选择的社会性大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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