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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经济的忌惮:“市场派”针锋相对:切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作者: 罗晓 于一   时间: 2012-09-10    已有人阅读过

  郎咸平声讨国有资产流失,一举成为经济明星,得到很多人的热情支持,有些学者立即站出来声援郎咸平;几乎所有的媒体也与郎咸平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指责经济学家为什么对郎咸平的英雄行为保持暧昧,甚至敌意的态度。

  短暂失声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张文魁、赵晓、张军、张维迎等陆续出面反驳郎咸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国企改革中是存在一些问题,但产权改革不能停止,风向也不会变;赵晓撰文《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指出:

  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另外,郎咸平教授的某些分析手法亦值得商榷。比如,郎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是,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么一个“大”的结论,而郎居然还从这个草率的分析中,推论出产权改革不重要,就更是让人不可思议了。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以《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为题与郎咸平隔空交火: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总体上我的判断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的话,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国企民营化之后没有效率呢?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

  ……

  对于大众对郎咸平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定义,张维迎认为迎合某些大众情绪的学者并非真正具备学术良知的学者:

  我还想特别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而且,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也以《学术的边界》为题指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郎咸平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有了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则不遗余力地为郎咸平摇旗呐喊。

  8月28日,“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没有到场,而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悉数到场声援郎咸平。由于势不均力不敌,整个研讨会成为对产权改革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大会。此外,左大培还发表了一篇近3000字的声明,表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

  我极为痛心地看到,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是由各地甚至某些中央机构的政府官员批准甚至授意的,因而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卑鄙的所谓“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热衷于既谋得高官又迅速致富的无耻之尤,更是为虎作伥,不仅为这种掠夺人民财产的行为辩护,给它们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还直接为掠夺者出谋划策,某些掠夺人民财产的“改制文件”就是这些人起草的。

  我向全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人民的财产和未来在危险中!不但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像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那样的危险人物也在向我们走来!他们不仅要剥夺全国人民的财富,而且要操纵政权,使任何现代民主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而且面临着官商勾结、权贵占有一切的最腐败黑暗的资本主义。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知名学者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场交锋中。“主流经济学家”除了从大方向上否认郎咸平停止国企改革的主张,也有人开始“有的放矢”地对郎咸平的结论一一回应。“生性不喜欢热闹,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的产权研究者周其仁也介入此次讨论。

  他首先质疑郎咸平学术的严谨性:

  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就算“假设”吧,那小心求证呀。从假设到完成求证,要下多少工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后来郎监管公开炮轰,连“如果”也不见了,直接就变成“海尔此举侵吞国资”的定论!求证了吗?在哪里?

  周其仁表示就是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似乎国有企业怎么做都不对。

  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

  9月16日,程恩富、丁冰、左大培等十名经济学家,再次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认为“郎咸平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和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他的批评是及时和正确的。”

  一场大戏,无休无止,似乎落不下帷幕。

  连静观其变的非经济学界学者也忍不住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出来表达一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各派争论得热闹,实际上连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反对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对国企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是两回事;坚持国企产权改革与容忍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两回事;甚至反对以MBO方式进行国企产权改革与反对国企改革仍然是两回事。道理看似简单,但争论中真正导致混乱的症结,恰恰是没有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晖教授则将争论归结到规则的是否公正层面:

  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

  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独立经济学家、海派经济学家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在这次涉及面广泛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中,他们尽管立场鲜明,存在不同的学术分歧,但也存在不自觉的共识——国企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应避免当下改革的不足,选择合理的改革路径,提高改革效率,同时兼顾公平。

  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话值得人们深思:“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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