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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经济的忌惮:败走麦城的民营企业

  时间: 2012-09-10    已有人阅读过

  和谐律吕,忽惊变徵之声;商场名角,转身即为小丑。
    枝枝蔓蔓,千条万条,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乾坤,哪是局中人一眼能洞悉的。

  2004428日,全国银行贷款全面暂停,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几乎是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用了八个大字——“认清形势,把握节奏”。然而,更多的人,并未清晰洞察宏观大势,不少民营企业家败走麦城。

  或许,戴国芳自己从未料到,一向“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的他也高调了一把。收废钢废铁发家的戴国芳,成立了常州市铁本铸钢有限公司。随着钢铁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到2002年,铁本公司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戴国芳本人也在2003年被《新财富》排入中国400富人榜第376名,估算身家2.2亿元。

  随着资本的不断膨胀,蒸蒸日上的铁本亟需跑马圈地,而常州市政府也谋求大发展,希望扶植一个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做领头羊,铁本成为最佳选择。有了当地政府的政策通行证,招商局、规划局一路开绿灯,当地银行也慷慨解囊。短短几周内,注册资金为3亿元,净资产仅为6.76亿元,产能200万吨的铁本就获得了来自6家金融机构43.39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也拿到了常州北新区土地5988.4亩、镇江扬中市土地4341.4亩,共近9400亩土地,总投资达到106亿元。2003年,戴国芳开始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自己的目标是通过投资新项目,实现其“三年内赶上宝钢”、“力争世界五百强”的远大目标。但此时,宏观调控的脚步已经加紧,铁本的违规问题陆续被反映到中央。调查组开进铁本时,戴国芳还心存侥幸——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没问题了。

  然而,戴国芳太过幼稚了。调查组来势汹汹,他以为“坦白从宽”就能在这轮宏观调控中安然无恙。铁本主动向武进区政府和国税局、东安镇政府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承认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2000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 然而这份“自查报告”不仅没能“消灾”,反而在两年后成为检察院对戴国芳最有力的指控证据。2004419日,戴国芳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戴国芳8万元家产也被封。随后,戴国芳被正式批捕,并一直羁押候审。

  一等就是两年,就在人们几乎将“江苏铁本案”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遗忘的时候,2006328日,常州市中级法院对“铁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戴国芳及另外涉案的7人被控以同一罪名:虚开抵扣税款发票。戴国芳锒铛入狱,铁本“顺理成章”被重置,2007年,南京钢铁集团主导铁本重组的方案已获发改委批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南钢捡了个大便宜。

  铁本项目的罪名原是重复建设,对于这个罪名,持反对意见者居多。前铁本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这样评价铁本项目:“我很敬佩戴老板的战略眼光,他选的那个地方是块炼钢的黄金宝地,它是个江心洲,四面都可以上料,而且他的码头做得很大,5万吨级的码头基本都建好了。当时估算,国家要上同样的项目至少需要投资400多个亿,要比铁本的100多亿翻4倍。”

  曾多次考察过铁本项目的和君创业研究咨询公司董事长李肃告诉媒体:“当年铁本项目从钢铁技术角度论证是‘国内最好的钢厂’,投入产出非常合理,就算其他钢厂出了问题,它都能赚钱。”

  戴国芳懵懂地撞到宏观调控的枪口,顾雏军则由于过于高调而惹祸上身。

  20007月,以海外富商身份归来的顾雏军在创办格林柯尔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旋即在内地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攻伐,鼎盛时期,他控制的企业有二三十家之多。

  数次并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科龙电器的收购。2001年,顾雏军斥资5.6亿元一举收购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电器,其中,首笔款1.5亿元为减持香港格林柯尔股权所得,而其后的近2亿元收购资金却无法查明来源。200110月底,也就在与科龙电器签字的前夕,专门用来收购科龙电器的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顾雏军占有的股份高达90%以上。顾雏军的并购大戏一一上演,已有人为他在舞台上的夸张表演表示怀疑。

  早在2001年为收购科龙电器迈出其资本收购的第一步时,国内很多媒体并不认可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当年年底,国内几大媒体几乎同时发表文章,推论格林柯尔是个“骗子公司”。

  媒体的疑问在经济学家郎咸平200489日的演讲中,通过假设的方式得到解答。810日,该演讲的部分内容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刊出,后经新浪网转载流传开来。但是郎咸平的结论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假设,并没有进行求证,由此引发“郎顾之争”。

  813日,顾雏军开始作出反击,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他通过媒体公开道歉。16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新闻记者见面会,公开表示不退却。17日,顾雏军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了诉状,以个人名义起诉郎咸平“诽谤”。听闻此事的郎咸平,也从北京返回香港,积极进行应对。在此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郎咸平就曾表示,自己最不怕走法律途径。

  进入2005年之后,事态的发展,似乎验证了郎咸平当初的三个大胆假设。2005111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对格林柯尔科技及有关董事予以公开谴责,原因是其没有及时披露2001年向天津格林柯尔工厂采购2.3亿元制冷剂的关联交易;329日,香港联交所再次发布通告,对科龙电器前7位执行董事未及时披露1997年至2001年期间科龙电器和容声集团的多起重大关联交易而予以公开谴责。

  最为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429日,科龙电器公布了2004年亏损6416万元的年报。510日,科龙电器在几次停牌后,终于公布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消息。业内人士分析,科龙电器被调查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其年报做了手脚,或资金被大股东格林柯尔挪用。510日、11日,德勤分别宣布辞去科龙电器和格林柯尔科技审计师的职务;512日,科龙电器公告称由于公司于香港和深圳同时发出有关股价敏感资料,致使其在港上市的H股停牌。

  除了郎咸平之外,还有一大批人紧随其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顾”运动,为首的第一人就是上海律师严义明,他也是持有科龙电器100股的小股东。2005711日,有“中国证券市场维权第一人”之称的严义明联合其他两位律师,委托媒体发起了“向科龙股东征集2005年临时股东大会提案权的投票权”的活动。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任命独立董事、罢免顾雏军,他们希望双管齐下展开对科龙电器内部亏空的调查,矛头一步步逼向顾雏军。

  2005723日,顾雏军特地从北京返回到科龙电器顺德总部,召开高管会议。在会上,顾雏军表示自己将出让45%的股权,而自己仍然出任科龙电器的董事长。出让股权这个缓兵之计,对于顾雏军的危局也只是杯水车薪,顾雏军在劫难逃。

  有些民营企业家倒在2004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譬如德隆。德隆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选择在2004年爆发,赶了“民营企业家集体受伤”的“坏光景”。

  1995年,借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东风,唐万新完成原始积累,并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自此,唐万新开始了产业整合的漫漫征程。20008月,唐万新正式将德隆整合为金融与实业两翼,自己主抓产业整合,德隆形成产业以“老三股”(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为核心,金融以金新信托为主、新疆金融租赁为辅的格局。依托“老三股”,德隆相继控制了更多企业。天山股份、ST中燕、重庆实业、沱牌曲酒等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先后为德隆所控,涉及番茄酱、水泥、汽配、亚麻、钾盐、旅游业、饮料业、娱乐业、种业、农资超市等行业。德隆一举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产业集团之一。然而产业整合是个巨大的资金吸入器,德隆最终不堪重负,资金链摇摇欲坠。

  20037月,中国证券市场刮起飓风,此时的德隆在资本市场上已显脆弱之相,有日薄西山之势。全国十几家银行也开始拒德隆于门外,对其采取只收不贷的政策。德隆通过4家地方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40亿元也被银监会所关注,相关银行对贷款穷追不舍,德隆资金链越绷越紧。

  20041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决定断尾求生,准备把老三股抛出,此时的唐万新已显现出大势已去的凄凉:“大不了十八年白干了”。32日,某财经杂志一篇题为《德隆资金链绷紧》的文章让德隆陷入更为狼狈的局面,文中称,“德隆集团已经将大部分资金押在了旗下的各支股票上,由于资金短缺,德隆近期在股市上的实际动作已经很少,不要寄希望于德隆会再度为这几支股票护盘,现在他们都铆足了劲往外跑”。

  43日,正是唐万新40岁生日,唐万新动员德隆人继续坚守:“这道坎过去了,德隆还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若过不去,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开会了。”413日,健桥证券首先抛售合金投资股票,合金投资股票跌停。414日,老三股崩盘,德隆上百亿市值蒸发。415日之后,德隆债权人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德隆大厦,唐万新再不敢露面。718日,唐万新被中国警方监控。

  在从经济此岸走向彼岸的过程中,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波三折,站在改革前沿甚至先于政策而行的民营资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经营风险。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侥幸过关,以领跑者姿态占据先机;有时,他们由于对政策把握不准而在前进过程中懵懂地撞到宏观调控的枪口。

  然而,在新环境中边走边看的政府,往往倾向或习惯于用更简单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由于急于扭转中国的经济风向,政府的手很容易伸进微观经济领域,甚至强行调配资源。国有企业是“长子”,外资企业也不能得罪太多,最后的牺牲者往往是民营企业。的确,民营经济中的一些企业是“害群之马”,他们过分迷恋财富不惜以身试法,违背社会道义和企业家精神。但是,就民营经济整体而言,他们不应该永远成为杀鸡儆猴策略中的“鸡”。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被点住的,往往是“民”字当头的企业。

  大萧条时代,凯恩斯指出市场的机制也会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政府权责逐步减少,最终退出某些领域的过程。同时,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宏观调控,是决定中国改革历程的关键因素。

  关于深化改革,已从上至下达成共识,改革路径的选择与改革目标的连续性,则为不断摸索的过程,改革路径与改革目标也在不断调整,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经济改革的目标就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式发展方式,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认为“零碎的”比“渐进式”的说法更确切。

  由于改革路径“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即是当经济出现不确定因素,如经济过热或发展偏慢时,政府的反应就不够果断干脆与坚决。

  论及2004年的宏观调控时,《商务周刊》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尽管中国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但在试验场上难免会出现疑虑、焦虑甚至迷茫,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制度闸门一开,民营经济大肆涌入,五花八门,其中还不乏冒险者,这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犹豫情结。而且,民营经济越是发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就越容易顾虑重重。

  事实上,对发展节奏的快慢以及改革方式进行质疑的,还不止政府。由于受缺乏经验借鉴、利益博弈、所属学派不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媒体、学者乃至普通人,尽管已达成必须改革开放的共识,但对于发展节奏和改革路径,也会存在一些争议。譬如对国有改制,一方面人们支持还权于民,认为国有产权必须动手术,但又担忧变革的过程中,由于改制方式的缺陷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出现了国有产权改革路径的大争论。

  人们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认识到国家宏观调控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当经济过热或过冷时,也需政府出台一定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以实现改革开放的良性发展。同时,对于一些经济成分,如民营经济,也要引导其实现健康、良性的发展。因为,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固然令人欣喜,但超出道德与法律界限的欲望膨胀以及毫无节制地向权力献媚,也会颠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

  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学家给出的建议是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让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没有必要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更不应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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