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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亟需乘风破浪(5)

  时间: 2012-09-10    已有人阅读过

  “谁”将权力交给“谁”?

  增量民主不会自行运转,需要政治家的高度智慧,更需要无数人的积极推动与实践。

  十几年过去了,书卷气很浓的女性官员张锦明,仍致力于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改革。

  1998年年初,时任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上任数月后发现基层干部问题较多,其中以经济问题较为突出。张锦明被人责难:“你们是怎么选的干部?是不是你们的干部路线出了问题?”张锦明由此有了公选的念头,“大家来公选,风险至少可以分担”,这个出发点务实而朴素,源于其对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观察与操作,同时也与现代政治文明——推动民主建设暗合。

  1998年4月,保石镇成为镇长公选试点,六百多名人大代表、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产生正式候选人,乡镇人代会投票产生镇长人选,公选路线不断推进,横山镇、东禅镇、莲花镇先后进行了公选,让张锦明欣慰的是“这批公选的干部,没有出过问题。”

  由于前期的公选虽然前卫,但是低调,并未掀起太大波澜,真正惊心动魄的情节还在后面——步云直选。

  思维活跃、开放,性格大胆热情的张锦明,受了民间抱怨——“公选啥子嘛!那些候选人还不是上面定”的刺激,被政治学者李凡鼓励;“为什么不搞直选?就差一步”。此外,张锦明还从一次县委书记培训会上捕捉到高层宽容的细节——一位领导笑称:“我们四川现在还没有乡镇直选嘛!”

  当时的张锦明跃跃欲试,决心一搏,因为“如果不做,今后何时才能做?我们不做谁做?现在想到了不做,会不会留下遗憾……”直选前一天,张锦明内心忐忑,从她的一首诗《冬至》中可见一斑:“激流,激流,可知哪船沉浮?”

  直选当天,步云这个贫困山乡烟雨濛濛,六千余名普通选民参与直选,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谭晓秋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

  步云直选被外省媒体意外曝光,张锦明与步云皆名声大振,称赞者有之,批评也不少见,直至“两会”前夕,部分官员还被追问步云直选事件。1999年2月,四川省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步云直选。张锦明亦如履薄冰,“当时我把乌纱帽拎在手里,随时准备放下。谁都知道,政治错误是一个永劫不复的坎儿。”被通报批评当天,张锦明辗转反侧:“一电惊全省,梦断步云。丹心一片问苍天,相知谁人?”

  步云直选引发的轩然大波,固然不如张锦明在直选进行前预料得那么乐观,但也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四川省委领导认为实验结果可待观察,而张锦明也并未丢官,调任遂宁市副市长。

  2002年,步云换届,启动第二次民主选举实验,在副市长张锦明的支持下,步云再次进行直选,同时对直选程序作出调整——直选出一位候选人,经党委提名、人大等额投票产生。与当年的步云风波相比,2002年的换届直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并在2003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出尽风头。

  经历“同途殊归”的两次选举,张锦明也进行了反思,认识到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仅有热情与理想主义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懂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实施改革,“基层民主成长,土壤何其脆弱,过分地冲撞原有体制,其实是堵塞革新之路。”

  直到现在,步云选举留给时代的意义仍让人们刮目相看。《南方周末》总结了支持基层民主的学者从步云直选得到的三个启示:

  事实证明,政党提名候选人顺利当选,并没有出现削弱党的领导的后果;认为中国老百姓民主素质不够,缺乏参政激情和能力的判断受到质疑;一直被视为不可克服的农村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并未干扰选举公正。

  经过步云直选的风雨考验,张锦明在以后推动基层民主改革中表现得更为娴熟。

  2002年8月,张锦明由遂宁市副市长调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在雅安开展了一系列变革:党代表直选制、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席位制、党代会常设机构配置改革。顺势而为的雅安改革,更学会了在体制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比步云直选更能得到民间与体制的认同。即使张锦明离开雅安,其力推的系列改革仍在延续。如2008年,天全县成为继雨城区和荥经县之后县级党代会常任制新增试点;2010年,雅安市委组织部要求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双向履职。

  至今,四川的乡镇级公选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离不开张锦明在基层民主改革中树立的标杆作用。

  有人对张锦明的评价是“雁过岂能无痕”,不过很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民主改革的故事有着轰轰烈烈的开始,最后的结局依然难料。经历过直选的步云,一度名气大振,而仍在延续改革的雅安,在民主深化和创新上还需继续发力。

  增量民主道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靠官员本身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难免“英雄气短”,只有逐步规范相关法规,建立有序的体制,促使更多的官员主动或被动进入推动民主化的框架中来,群策群力,增量民主道路才不至于局限于“试点”或“一时风光”,才会走得更为长远。

  增量民主道路,离不开领导层的努力求进,更离不开公众对民主的追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使人们能够用于确认什么是跋扈与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有着权利觉醒意识的民众,都不会放任政府权力毫无约束地生长,甚至沾染一些野蛮之气。

  我们不需要“帝国稻草人”,更不需要对现实满腹牢骚,但又刻意与政治、社会保持距离的犬儒主义者,而是要做能够自由表达自我主张,积极争取合法权利,走在增量民主道路上的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他们并非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我们的国度,社会依然生机勃勃,执政者与民众仍然为开拓增量民主的道路进行着不遗余力的努力,这如罗曼·罗兰当年对法国寄予的希望:“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腻的花岗石绝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尖峰已经露出水面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政治乌托邦,有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我们的目标是在优秀的领导集团以及务实民众的推动下,各种社会力量得以充分博弈,公民权利为结点的公民社会逐渐取代权力中心的政治社会。

  2008年,对中国是一个关键节点,中国以不容置疑的强大与繁荣证明了达成改革开放共识的必要性,以及将这一共识从意识形态层面实施到现实层面的正确性。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耀眼光环之上增加了拯救金融危机的救赎色彩。

  然而,盛世狂欢之后,种种救市后遗症,如通货膨胀、中小企业生存步履维艰、政治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也使得人们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在于,旧秩序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并未遭到突然的巨大冲击,改革给了更多人获得利益的或大或小的机会。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从更多的经济领域退出,不同阶层的人获得利益的方式出现“鸿沟”,“鸿沟”越大,改革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难度就越大,就越容易引起争议,在具体的改革路径选择上就越难达成共识。

  不过,幸运的是,人们在未来改革的落脚点上达成了共识,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侧重于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内需、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政治体制改革则着眼于减少政府部门权力、避免权贵资本主义进一步泛滥、建立法治社会、实现增量民主,等等。

  经历了从易到难的改革序列,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改革瓶颈,而这些瓶颈仅仅通过朴素的穷则思变的冲动,已远远不能被打破,中国还需继续探索进一步实现蜕变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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