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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作者: 迟福林   时间: 2013-09-16    已有人阅读过

  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特定背景下,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有着突出的特点:①改革面临新的机遇期,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②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的大局。③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迟福林.机遇潜力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N.学习时报,2012-12-31.。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逼迫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机遇、潜力、红利”这六个字:通过改革的最大红利,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一、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过去30余年,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未来510年,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从现实看,新的红利源,最终来源于改革,来源于转型。 

  1. 内需红利与改革 

  1)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左右;加上相关的投资需求,2020年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2)内需潜力可以支撑未来510年经济中速增长。分析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需要建立在对国内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的客观判断上。初步测算表明,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如果2012—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达到7.66%8.92%,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达到7.07%7.96%。这表明,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7%8%的增长。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 

  3)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来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可持续。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适应消费需求释放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重在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改变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来源。 

  ——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调整,日益成为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结构,还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利益关系,都要求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 

  ——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2. 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1)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余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需要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2)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3)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为此需要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3. 改革红利与改革突破 

  1)过去30余年的发展依赖于改革红利。增长有三个源泉:一是源于市场的扩大,即“斯密增长”;二是源于创新,即“熊彼特增长”;三是源于制度变革,即“诺斯增长”。回顾我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无论是“斯密增长”还是“熊彼特增长”,均源于“诺斯增长”。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在此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 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7年平均增速达9.4%。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潜在经济增长率从90 年代初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0.3%5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10.1%。第三次是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 年的10.7%6年平均增速为10.4%。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次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分析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制度变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彭文生.2012是终点还是起点:中国经济周期的逻辑[R.中金公司宏观经济报告,2011-11-15.。未来10年,我国将面临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等新的红利,但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制度红利的释放程度。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2)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根源于改革的不到位。 

  ——经济领域的矛盾根源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缓慢。在投资消费的调整上,这些年来,尽管决策层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明显恶化,走向消费主导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社会预期。2000—2011年,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消费率为62.3%,当年消费贡献率为65.1%;到2010年,消费率下降到48.2%,消费贡献率下降到43.1%2011年有所反弹,达到49.08%,但仍不稳定。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并持续攀升,2011年达到48.31%的高位,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结构性失衡源于改革滞后导致的结构调整进展不大。以产业结构为例,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工业内部结构中,重化工业等高耗能行业比重过高。2000—2011年,重工业比重由60.2%上升到71.9%,轻重工业比例长期维持在37赛迪智库工业结构调整形势分析课题组.2013年我国工业增长重快轻慢[N.中国经济时报,2012-12-20. 

  ——一些重大改革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的特征比较明显。一些社会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一些既定的改革攻坚久攻不下,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历时8年,一拖再拖;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突出表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和“新36条”上,出台后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3)改革突破可以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统计表明,2010年国有企业样本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67%1.75%,而民营企业样本分别是6.05%3.6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营企业提高效率:出路在于打破垄断[OL.中国经济网,2011-09-07.。如果在打破垄断上取得重大突破,引入竞争机制,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民营经济,配置效率将得到明显优化。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新增投入,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也有学者估计,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通过消除利率双轨制把储蓄存款使用效率提高3个百分点,按2011年经济总量测算,GDP可以增加2个百分点茅于轼.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2-12-27. 

  ——随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变化,追求公平的改革可以带来直接的增长效应。长期看,公平与效率是持续稳定、相互包容的因果关系。高效率的发达国家也总是制度安排较为公平的国家,而低效率的发展中国家也总是制度安排不公平的国家俞宪忠.重新解读公平与效率的真实关系[OL.凤凰网财经,2012-08-21.。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生存型阶段,为了解决广泛的贫困问题,客观上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系数大大提高。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制度不公平对效率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展的新阶段,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迟福林.社会公平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N.深圳特区报,20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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