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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挑战来自何处

作者: 吴敬琏   时间: 2014-05-21    已有人阅读过

   为了要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

  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有过两次大的讨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

  下面,我对经济学界的讨论情况作一点介绍:

  2003年到2005 年期间,经济界和经济学界进行了一次关于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刚才讲到的内部失衡。运用我们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

  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西方国家19 世纪传统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表明,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必定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或者说,物质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而一些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像索洛(Robert Solow)、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等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只有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

  总之,为了解决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最终需求不足、群众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现实问题,必须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就一定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种种内部失衡问题。根据这次讨论中形成的思想,我自己还就中国的增长模式写过一本专著,叫做《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意见,也反映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

  在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的讨论中,也对外部失衡的根源和应对办法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前些时候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2007 年下半年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是原来没有预料到的。这种判断恐怕不很确切。事实上,在2003年到2005年间,在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有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在出口导向政策,即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卓有成效地执行多年、外汇存底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对这一政策作出调整并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势必造成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放缓,以及由于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而导致货币超 发。

  后来在2006 年7 月中国经济50 人论坛“田横岛会议”上,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一次更集中、更深入的讨论。经济学家在讨论中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类似经历为例,指出必须加快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们指出: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在一段时间内对出口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显著 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在情况变化以后对这种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就会和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造成外部失衡、货币过量供应,以及由资产泡沫破灭带来金融风险。在2006年年底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在年会的闭幕致辞《解决内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里,归纳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对照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对内外失衡的前因后果作了全面分 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总而言之,这些讨论的结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内外失衡导致了货币过量供应、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表现,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附带说一句,党政文献中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在说法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既然如此,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防范金融风险,从根本上 说,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

  不过正确的口号虽然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变为现实。且不说苏联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我们自己而言,1995年制定“九五” (1996~2000)规划的时候,也要求在“九五”期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 划的时候,发现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变过来,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5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2006年,执行的情况不是 太理想。

  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就是资源按照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换。由于这种价格能够反映资源 的稀缺程度,市场交换可以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促使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GDP的高增长,哪怕是无效率的高增长。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紧密相连,从财政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 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由于县和县以下政府财政能力薄弱,这种下移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我记得上上届政府卸任以前在就“三农”问题征求 经济学家意见的一次会议上,议论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机关。而我国县乡财政力量极为薄弱,根本无力负担。

  为了在内地农村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必须上收支出责任。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上提得仍然不够。

  所以有些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到省,甚至中央。

  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事权过度分散,应该要更加集中。但它给人们的直接感觉是上面要收权,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点正好是前面三点的反面,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地压制。这表现在土地、矿藏、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保持行政定价的旧体制,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机关定价时往往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名义成本和增加盈利。而资源价格的扭曲促使企业以低效使用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生产,不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关于燃油价格的问题,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来源: 财新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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