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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作者: 吴敬琏   时间: 2014-05-21    已有人阅读过

  如果上面这些分析是正确的话,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在这次大辩论中,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极“左”路线的捍卫者认为,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旗帜,回到1978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中去。中共十七大拒绝了这种主张。对应于这种主张,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有三段话讲得非常好,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第一段话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话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三段话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有些人并不反对改革的大方向,但是由于旧体制捍卫者散布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以及“看病难、买房难,甚至贪污腐败横行等社会病态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宣传攻势,也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因于“改革急于求成”。面对这种疑惑,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碰到的那些主要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其实,事情是很清楚的。

  比如前面讲到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身上了,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不是有一段“最高指示”吗?卫生部应当改名叫做“城市老爷卫生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不能够运转了。

  因此,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了框架性的设计。

  回过头去看,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行政机关因为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的利益而不予执行,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能解决,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你说这个责任在改革还是在没有执行改革的决定呢?现在就留了好多这样的问题。

  有的改革决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贯彻到底。比如国有经济的改革。在1997年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对于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作出决定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改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个改革就停顿下来了,以致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仍然严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的情况。有好几家报刊都有过这样的报道,叫做“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做法是跟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背道而驰的。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在中国的500强企业里,将近70%是国有企业。

  国有银行的改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开始加速,这个改革走了几大步。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原则性分歧,说是不该让外资入股。另外,民间创办银行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要把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其他一些改革,譬如说农地产权改革,在2002年就开始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因为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政府对落实农民的地权有很大顾虑,没有能够进行。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不进行,很多问题就难解决。譬如房地产问题,如果农民的地权问题不落实,恐怕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要是头疼医头,或者扬汤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很难解决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打破垄断,消除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如今一些重要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与此同时,2003年年末出现经济过热以来,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做法也十分盛行。这些都抑制了竞争,造成一些行业价格高、服务差,消费者对此颇有怨言。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拿出魄力,出以公心,推进改革。

  第三,推进市场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也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但是10年来,政治改革的进度依然缓慢。

  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

  很可能在2006年就给搅黄了。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目前有一种说法,说反垄断只应该反那些不好的垄断,对于好的垄断(“有利于国家的垄断”)则不应当反。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上风,那么一种垄断应不应当反,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确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国的电信资费高得惊人,这是与行政垄断直接有关的。难道应该以电信企业是国有企业为由,把这些企业置于《反垄断法》的调节范围之外吗?

  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审判,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但是对于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即陌生人市场上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来说,没有独立的公正司法,合同的执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决定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它们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怎么来约束权力呢?惟一的办法是靠法治。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有人说你讲的这些都是一些“虚道理”,群众要的是实际利益。

  其实,具体的做法都离不开基本的原则。上面所讲的这一切,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我个人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一些工作,信息产业(IT)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ICT)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多一些。事实表明,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会给我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搞好我们的市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新型的产业结构。

  目前,世界的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一次大的升级转型:一个是移动的宽带化和宽带的移动化,一个是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因特网的“三网合一”,还有硬件、软件、服务融合等。这些变革实现以后,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面貌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总之,世界上的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飞跃。如果中国继续维持旧的产业格局,靠今天在座的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给外国人“卖硬苦力”的办法,挣一点辛苦钱,日子就会过得愈来愈艰难。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信息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赢利也大大高于国民经济平均赢利的状况最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表明,旧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那么,我们有没有条件改变旧的产业模式、实现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我认为条件是完全具备的。我这里说三条:

  第一,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比如说,无论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中国从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得天独厚地掌握着这种资源。

  第二,中国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或者是由中国企业代工的。现在在西方中产阶级聚会中有一个“娱乐节目”,就是交流怎么玩iPhone。苹果的iPhone的确是名不虚传的高端产品,制造工艺十分精细,界面很漂亮,功能很齐全,操作很简便。当然,卖得也很贵。可是最近我在美国惊奇地发现,iPhone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而且是由深圳发货、直接寄达顾客的。这表明,中国企业有制造高端产品的能力。

  第三,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信息通讯企业主要是为外国企业做代工,技术标准、专利都是人家的。可是近年来,中国研发力量成长的速度大大加快,突破性的技术发明开始涌现。虽然中国制造里面的知识技术含量还是很低,可是这方面进步的速度很快。早在21世纪初,中国具有高等学历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7年的报告,中国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新发明,包括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正在涌现。其中某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甚至开始具有问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能力。

  总之,由于具有这些条件,中国的信息通讯产业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信息通讯产业即将全面展开的升级中上一个大台阶,改变我们产业的面貌,实现企业的升级转型。创建某些高附加值的拳头产业,在信息通信产业的某些领域里面起到主导作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总之,重要的是把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技术发明转化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太多,交易成本太高,甚至由于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力设置障碍,使这些很有希望的技术发明胎死腹中。

  或者虽然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但是由于经营环境欠佳,创业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始终长不大,很快被别人超过。我看到去年《商务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信威的故事——关于自主创新的一声叹息》,讲的是一个四代无线通信企业创业失败的事例。我没有去核实它讲述的事实是不是都很准确,但是就我所接触的情况看,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所以我说,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升级转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有效的体制,正确的政策。所以,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改进自己的工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是要营造一种有利于改革的社会气氛,用解放思想来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并推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学家也要在这个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大潮里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经济学家所能够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包打天下,因为社会是一个具有多侧面的多面体,经济学家只能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汇集在整个社会的智慧库里面供人们决策参考,这也需要社会各界对经济学家有所理解。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应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每个经济学家只代表自己说话,对自己的观点负责。所以,所谓“三个经济学家会有五种观点”是非常正常的,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创新。特别要考虑到,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大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有矛盾的,因此“理末易明、善末易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妄称自己就代表真理。加上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不一样,所以就有不同的观点。应该提倡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观察比较准确,提出的解决办法比较全面。

  最后我想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

  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

  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新时期得到一个大的推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那么,我们就能够持续过去3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就是真正可以期望的结果。

来源: 财新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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