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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问题的提出

作者: 吴敬琏   时间: 2014-05-21    已有人阅读过

   最近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以及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走出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碰到很多问题,都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只是人们往往不太注意基本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地去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因而不能透彻地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

  比如说,现在煤矿矿难频发,许多报道和评论只说企业经营思想有问题,缺乏科学的发展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说到,就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在主要依靠大量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条件下,要是严格执法,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停下来,结果会是什么样?现在煤炭供应高度紧张,煤价居高不下,于是煤矿带病运转,完全不顾生产安全。有些分析说,如果严格执法,中国的基本能源——煤炭要减产一半左右。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当然,不是说不要严格执法,但是光解决严格执法问题,如果不改变增长模式,增长率就会大大下降。
  还有,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增长太慢,投资增长太快,于是引发了好多问题。实际上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讨论,否则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被动,天天都忙于救火,按下葫芦浮起了瓢。今天讨论防止通货膨胀,过两天又要对付通货紧缩了。增长模式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当总结全世界在这方面的经验,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认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相应的理论模型。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不同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
  对于经济增长模式,除了理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也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此作一个概略的叙述,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前,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速了,从18
  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先行工业化国家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叫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增长模型。第二个阶段大致上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内燃机、铁路、电力、电动机等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后期,它的理论概括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Solow)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发端到20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信息化驱动”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新理论概括,叫“新经济增长”或“内生增长模型”。
  这是一个粗略的框架,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产业革命起飞以前的经济增长很慢。为什么很慢呢?因为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制约。当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新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的投入,而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它的增长速度上不去。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好处就是打破了自然资源的约束,开辟了经济增长的广阔前景。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就要发展大机器工业,就要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又要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就是工作母机。为了生产机器和工作母机,就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去驱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以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作为支撑。这种比例提高在现代经济学里叫“资本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把它叫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是人所共知的,比如说工人阶级状况恶化、污染极其严重。那时候,英国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具备了,以及后来伦敦因污染而成了“雾都”等。
  理论上,最早对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的后果作出透彻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就是用来买机器设备、原材料的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而可变资本,就是付给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两种符合规律的现象。一条规律叫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因为资本总量里面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可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这就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出现了资本积聚和集中,最后造成大资本的垄断。马克思还提出了另外一条规律,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由于总资本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能够创造的工作岗位就相对减少,失业增加,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不了,这导致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两条规律宣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可是,我们这里有些自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谈到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的时候,把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丢到一边,声称那种增长方式好得很,我们还应当走那条道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从马克思的那个角度去研究早期的经济增长的。列宁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他在1893年写了一篇讨论资本主义能否在贫穷的俄罗斯取得发展的文章——《论所谓市场问题》,其中提出,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下,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得最快,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增长得稍慢,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最慢。这是列宁从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即所谓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
  斯大林用这个理论来论证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其实,这条路线并不是从这个理论推演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20年代苏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当时,由于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苏联要赶快增强国防力量,所以斯大林等领导人认为应当结束新经济政策,建立计划经济,以便凭借这种由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体制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位领导人布哈林和斯大林不同,主张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市场经济。斯大林在反布哈林的斗争中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过去放过一部苏联电影叫《列宁在1918》,那里面有许多情节是杜撰的。其中有一句台词是:“按照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俄罗斯永远只能是一个印花布王国,俄罗斯人将来刮胡子都要用外国刀片。”在布哈林派受到清算以后,这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被苏共确立为党的路线。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早期采用过的那种增长模式。
  由于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所以现在不像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言必称“斯大林同志的正确路线”了。这两年比较走红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erG.Hoffmau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产业结构理论。其实霍夫曼的理论完全没有超过列宁,只不过他把列宁称为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叫做资本品部门,把列宁称为消费品生产的部门叫做消费品部门。霍夫曼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现象,把工业化划分成四个阶段。
  开头资本品产业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它比消费品产业发展得快。
  到了工业化的第三阶段,资本品和消费品两个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差不多一半对一半了。霍夫曼根据这种趋势预言,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资本品部门将要超过消费品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部门。
  在经济学理论中,在更高、更抽象的层次上概括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的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个模型的表达式是:
  g=i/v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
  哈罗德-多马在模型中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这个模型曾经在经济学界和经济界有重要影响。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在理论上被否定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还是长期用这个理论作制定政策的基础。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对世界银行仅依靠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后来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了,情况怎么样呢?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关于两条规律和霍夫曼资本品生产变成主导产业部门的预言都没有实现。马克思是1883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后的100年,西方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失业率也没有明显增加。现在有人[1]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说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是因为这套理论从政治出发,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马克思的分析完全是根据当时的事实作出的,他的论述中也没有逻辑推导的错误,或者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那么,怎么解释他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照我看,原因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霍夫曼而言,服务业异军突起,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产业部门,这也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没有看到的。
  最先在理论上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质疑的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索洛在1956~1957年间写了好几篇文章,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质疑。他的理论推导是这样的:如果说增长取决于资本要素的话,一定会跟土地要素一样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即开始的时候资本增加的效果很大,产出会有很大的增加。但资本加多了以后,效果会递减。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要不断增加投资,但投资率不可能不断提高,所以就必然出现增长率下降。去验证一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就发现这几条结论都不成立。事实上,增长率没有下降,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没有提高。那么原因何在呢?
  索洛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增长(Y)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L)之外,还有一个余量A也影响Y的总量增长,这个余量A定义为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工艺上的进步,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就是效率提高。根据索洛的生产函数计算出来的技术进步系数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索洛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旺(TrevorW.Swan)提出的新增长模型就叫做新古典增长模型。
  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他从经验数据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情况。根据对主要工业化国家数据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国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开始了向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过渡。这个新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被他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不同的地方在于,增长不再主要靠投资驱动,而是靠效率的提高。
  效率提高主要靠什么呢?他说,主要靠“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他说,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靠经验积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有某些技术是从科学,也就是从人类对自然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引导出来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故事:瓦特就很喜欢跟科学家们交往,也爱听热力学的课,所以他改良蒸汽机的时候用了一些热力学的原理。但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大多数还是从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得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就不一样了。没有物理学的理论,电是无法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技术就越来越依赖于科学了。以科学为基础,技术进步就大大加快,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提高了。
  这样,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库兹涅茨把它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顺便说一下,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时间定在1760年前后。后来,著名的经济史家麦迪逊(AngusMaddison)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它定在1820年左右。不过,现代经济增长什么时候才全面展开?无论他们两位还是整个学术界都没有太大分歧,都把它定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也就是19世纪后期。
  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就是提出“穷人的经济学”
  的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作了很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技术进步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这里所谓的人力资本不是指劳动者的体力,而是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而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入,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可以用。所以根据舒尔茨的理论,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要提高效率,必须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教育,因为它是报酬递增的。
  当然,经济学也发现这里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知识、技能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收益递增的,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要求科学家、发明家都能无私奉献,他们的积极性就不会高,所以必须有一定的激励制度作保障。
  首先要区分科学和技术,它们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激励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科学是对于自然的一般知识,它的外部性极强,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是说,只要发表了,就很难不许别人用。
  所以,对科学发现的激励主要是对首创者的表彰和奖励。技术发明则不同。第一,技术的作用在于可以在生产中应用并获得经济收益;第二,发明人可以垄断这种技术,排除别人的使用。所以,对于技术进步的激励主要来自商业上获益。这些当然是非常抽象的理论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学通了,用来观察实际,就会发现这些其实天天都在发生。
  浙江绍兴的纺织业,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地区搞纺织品的企业很集中,叫做块状经济,或者叫产业集群。
  我们一直都在说块状经济有很大好处,但是没有注意到它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大家都知根知底。今天一家企业搞了什么新产品,第二天大家都学着干。而且都是乡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谁都不去创新了,叫做“你创新,我仿冒”。不创新之后,就靠人民币汇价低估和廉价劳动力。这不能永远吃下去啊!吃到一定程度以后,只好靠数量扩张。于是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来了,原材料价格涨上去了,大家都感到困难。
  我们还是回到索洛。应当说,索洛的理论有一点毛病,就是他把技术进步看做是外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扩散到后进的国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就会逐渐地趋同。但事实上,这种趋同并没有发生。这些年来,有些后进国家赶上去了,但也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生并在当代发展经济学上占优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技术进步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它是和一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和文化传统等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说人家有先进技术你只要拿过来就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上去,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制度和环境不利于采用先进的技术,不利于发展先进的技术,即使能引进技术也不见得能够赶上先进国家。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注意,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个变量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我们是赶不上先进国家的。搞得不好,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下面我们来分析,现代增长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表现的,然后再说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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