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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

  时间: 2014-05-21    已有人阅读过

  看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而且这几年,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 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万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

  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保护。改革以来的30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

  低于过7.6%。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这样高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的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 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成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5个多亿增加到9个多亿,但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惟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现在,已经达到28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主要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

  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 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的全国性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令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 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人尽其才,也能物尽其用。不仅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上银行网点很少,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年底的16万亿元。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 加到现在的1.2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14倍。

  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能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 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已基本完成。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提高。

  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的仇富心理还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 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 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再来说财富的分配。比起财富的创造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差的。据多方面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 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学者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引起的。但是从发展看,改革以来机会均等是有进步的。选择职业的障碍在减少,人的自由度在扩大。可以说,我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他们都是从穷变富的。同样地,在过去的一二 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马,或因为上当受骗,或因为经营不善,或因为触犯法律。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

  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同样经历过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近10 年来每年又有约50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有城市发展享受了这些成果。所以,农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低产出行业,我国60% 的农业人口只产出12% 的GDP。农民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 1/10 =12/60∶88/440=0.2:2.2=9%),农民焉能不穷?幸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收入不仅来自农业,还包括打工的收入。农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 均收入的31%(3255 元∶10493 元,2005 年),而不是9%。无论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 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间,这 一差别还将扩大,因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单纯从经济方面看,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农民进城。每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消费者,农民收入就能有所提高。但据外国经验,人口工业化的过程需要二三百年,很难快起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肯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但从过去20 多年的经验看,至少也还得30 年。要缩短这个过程,必须加快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帮助中小企业成长,有助于加快农民进城。

  所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的。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人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设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 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方面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住房方面的不平等尤为明显。在福利房转为商品房的改制过程中,城市职工多半分配到低价购买权,其补贴数目现在看来平均每户都在10万元以上。而农村人口是一点儿都享受不到的。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惠及农村,这是个大问题。

  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还比较小。

  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

  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个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我国的累进所得税只在工资方面有所体现,没有把全部所得税加总,税务局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筹,而高收入的人往往不是靠工资。去年实施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主动报税,

  这为按照总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创造了条件。

  除此之外,公益慈善事业、社会责任投资等再次调节财富分配的社会活动,在我国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这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尤其需要企业家阶层的自觉参与。在这方面,经济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更重要的是调整社会发展的目标,不能再唯生产力论,或唯财富论,而要更重视协调和和谐。财富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财富绝不是一切,更重要的是和谐快乐,这需要道德来起作用。现在社会矛盾所表现的往往是愤怒和叫喊,缺乏理解和宽容,这和我国的传统精神非常不同。“文革”所造成的破坏远远没有肃清,财富的增长 和道德的落后,以及正义的难于伸张,构成了当今社会的未来危险。这虽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但确实是值得大家密切注意的大事。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文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除了农村问题外,当前我们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三个难题——政府职能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自主创新体制改革。”

  “现在有人经常讲,行业准入是一道玻璃门。怎样打破这道玻璃门,这需要政府下决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消除各种行业公平准入的障碍。”

  “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下岗的人就少,民营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失业的人就多。民营经济除了直接雇用人才以外(直接就业),也创造了为其提供原材料、营销、交通运输等大量服务的就业岗位(间接就业)。”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高科技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培养出不少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我们要以科技强国,不能忽略民营经济这一环。”

  “要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安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腐败、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来源: 财新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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