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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香平: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作者: 王香平   时间: 2014-05-23    已有人阅读过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西南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正是基于邓小平这一时期所展示的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才有了毛泽东那一句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一把好手”,“好”在哪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赏,毛泽东此语绝非虚言。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归纳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各类文电的批示,力求展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哪些方面的成绩、经验、思想和方法得到毛泽东怎样的首肯和认可,由此探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呈现的特点和风格,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无启示。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批示的基本特点

  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主要指针对邓小平以西南局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或党中央报送的电报、报告、计划和决定等,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起草或审改的各类批复,包括指示、电报、书信等,不包括其他人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也不包括毛泽东就某件事直接给邓小平或西南局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比照《邓小平年谱(1904—1974)》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关内容,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送文电作出的批示共计30份。本文拟以这30份批示作为分析的基础。

  1.关于批示的主题。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文电的批示,从涉及的主题或问题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综合性工作报告作出的批示,如《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1950年11月15日)、《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1951年5月16日)等;另一类是针对某一问题或事情作出的专题性批示,其中既包括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等宏观性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微观的具体事情或问题,如《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1951年10月17日)等。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邓小平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所涵盖的工作领域是广泛而多面的,涉及的问题呈现宏观微观兼具的多层次特征。

  2.关于批示的性质。所谓批示的性质,主要是针对下级机关报送的文电中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意见、方法或总结的经验等,上级机关对其作出的明确(肯定或否定)答复或具体指示。遍览毛泽东对邓小平文电的批示,基本上都属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词语是“同意”、“正确”和“很好”。在毛泽东的30份批示中,有8份用了“同意”,9份用了“正确”,8份用了“很好”(或“均好”、“好的”),除去3份重复用词,共有22份也就是2/3以上篇幅是用这3个词语的任何—个或两个来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邓小平所送文电的态度。另有一些批示虽未采用这3个词,但同属肯定性批示,如1951年5月4日,毛泽东审改邓小平报送的关于大学对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稿时批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2];1951年4月30日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批示西南局“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3];等等。除此之外的其他批示则直接批转各地参考,无疑是对所报文电在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也是下文要述及的内容。

  3.关于批示的要求。批示是上级领导用于批转下级工作报告时所使用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不只是对所送文电作出答复或表态,更重要的是进行“转发”或“批转”,这是批示的核心功能,也是批示的主要意图和根本要求。据此,可以将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提供工作参考。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除个别批示只是针对西南局单方面的工作予以答复或进行指示、指导外大部分都进行了“转发”,首要目的是为各地工作提供参考。如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4]。1952年3月20日,针对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5]。

  第二,推广典型经验。所谓推广典型经验,是指把邓小平所送文电中总结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经验等作为标杆和典范,要求各地直接仿照、研究或采纳。如1950年5月13日,针对西南局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中所提整风步骤,要求各地“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6];1951年12月24日,针对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批示要求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也“仿照西南的办法”[7],有准备地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等等。

  第三,寻求决策依据。毛泽东批转各类文电,一方面为各地提供工作参考和经验方法,同时也考虑为中央的大政方针寻求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和做法,以求为中央决策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1951年11月2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1年9月和10月的工作情况。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在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做1952年的重要任务之―。毛泽东11月30日在批转该报告时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8]12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毛泽东11月30日对邓小平电报的批示是他推动和领导“三反”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把“三反”运动作为一场大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思路是在这一批示中予以明确的。由此可见,邓小平报送的电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开展“三反”运动决策的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之一。

  统观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髙度认可,且在多数情况下赞赏有加。为什么邓小平报送的文电能得到如此多的肯定,受到如此髙的评价?为什么西南局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面,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典范?归根结底,这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艺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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