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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消费主导的收入分配改革

—— 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1)

作者: 匡贤明 梅东海 蔡文龙   时间: 2012-01-12    已有人阅读过

    近期闭幕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何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0111210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在海口联合举办以“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在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外部需求萎缩是一个中长期趋势,中国的现实选择是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把13亿人的巨大消费潜力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   

    一、消费主导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重点

    1.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发展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加大,未来510年的经济转型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的风险因素:世界经济可能呈现滞涨格局;欧债问题还在发酵;国际金融市场仍处于动荡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实体经济将遭遇实质性侵害,滞涨风险增加;第二,危机冲击有可能从贸易层面向资本层面渗透,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的风险加剧。第三,货币和金融稳定将面临新的挑战,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压力增加。第四,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加深。在通胀持续高企和经济减速放缓并行的新挑战下,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工具和空间日益减少。挪威总工会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里噶尔德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根源是经济上统一而政治上分离的治理问题,其结果很难预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研究员指出,世界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冲击。2012年的出口增速预计将由2011年的20%左右回落到15%左右。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陷阱。第一,就业陷阱。未来510年每年大约2000农村人口和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和中小企业发展受阻,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将会很难。第二,居住陷阱。未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将形成数量庞大的城镇无房家庭。第三,收入分配陷阱,收入分配与财富差距过大。这三大“陷阱”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2.走向消费主导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再平衡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也必然会带来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种处理办法是任其自然,市场将通过破坏性的手段来恢复产需平衡,这就是经济危机;另一种处理办法是通过政府调节手段,采取法律、经济等各种措施控制居民收入拉大的趋势,使消费不足不至于演化到危机的程度。与前几个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走向消费主导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中国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高度依赖全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由此才能形成支持中国未来10年~20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从而走上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曹远征指出,全球经济要实现再平衡,需要发达经济体增加储蓄,降低消费;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扩大消费,降低出口依赖。对中国来说,在世界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就要增加居民消费,转向内需主导。这既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为此,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摆脱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指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消费,消费的基础在于民富,民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教授认为,中国这些年消费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消费率持续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在开放型经济下,消费率和投资率都被低估了24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消费主导是基本方向,但短期内消费主导任重道远。

    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爱斯潘·赛冷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低消费率问题,而需求不足也是当前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挪威正在努力避免落入“低消费陷阱”,力图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来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均衡增长。

    3.中国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走向消费主导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迟福林认为,中国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明显变化,消费正处于释放的重要时点。第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十一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第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主体不断扩大。第三,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变化。这些年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他判断,如果改革到位,“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即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最终消费从48%提高到55%左右,使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

    宋立认为,在有力的改革措施支持下,如果收入份额明显提高,则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65%5.90%。如果居民消费倾向也同时提高,则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6.17%8.55%。考虑到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因素抵消,消费率也可提高28个百分点,其中提高约47个百分点可能性比较大。今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变化与劳动力工资上升,消费率的上升有巨大潜力。    

    二、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基础

    1.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影响和制约消费释放的重要因素

    迟福林指出,从现实情况看,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标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都相当突出,而且这些年贫富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形成高风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影响和制约消费释放的重要因素:第一,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率下降。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尚未打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31以上的高位。2009年,7亿农民的消费在35%的居民消费率中只有8.36个百分点。第二,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消费结构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由此导致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以文化为例,2010年中国文化消费占GDP总量仅为2.5%。第三,贫富差距的扩大制约消费信心的提振。在收入提高缓慢、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短期内采取某些刺激性的消费政策,其效果总是有限的,并且在政策到期后消费很有可能再度回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教授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基本事实,收入分配不公也在恶化。挪威约维克大学东挪威研究院教授汤姆·约斯塔德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如何促进农村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发展、如何鼓励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等方面。

    2.扩大消费高度依赖于全社会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尤其是让中低收入群体成为消费主体

    与会专家的基本共识是,消费的基础在于民富,民富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许善达认为,从中长期看,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是要保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二是要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不仅高于经济增长,而且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迟福林指出,要释放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发展文化产业,重要前提是尽快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使中低收入者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

    曹远征指出,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一般来说,老百姓花钱比政府花钱更有效率。目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很大,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善,很重要的是结构性减税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安排。

    3. 扩大消费需要尽快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

    迟福林指出,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国富优先发展的特点突出,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当前需要实现发展导向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以“藏富于民”。所谓的“民富优先”:主体是城乡中低收入的居民;重点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目标是以民富带来国富。

    中央党校李民教授认为,应把民富优先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价值取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应发挥重要作用。提高政府公信力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要正确对待手中的公共权力,逐步与经济利益脱钩,真正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指出,2011年实施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未来“十二五”应继续深化税制改革,要以“富民”为导向,着眼于收入分配格局调整。    

    三、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1.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教授认为,近期收入分配改革思路应是“尽心而为、量力而行、抓住重点、渐次推进”。要把主攻方向放在“提低”上,“提低”的目标群体应主要是低工薪劳动者、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农民这四部分人,其中重中之重是提高小微型企业的雇工、个体工商户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收入。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认为,收入分配要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和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的问题。解决前一个问题要求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解决后一个问题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仍然要靠市场,靠经济发展。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约束性的可考核的量化目标:第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户口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全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第二,推进反垄断,使行业差距缩小一半以上,从7:1下降到3:1;第三,鼓励劳资集体谈判,把企业内部差距缩小一半;第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中西差距;第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第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将城乡贫困救助面分别提高到6%10%。

    爱斯潘·赛冷介绍了挪威规避“低消费陷阱”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进行转移支付;二是努力增加财富水平,在农村地区鼓励创业,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挪威卑尔根大学与德国柏林治理学院教授斯特恩·库恩勒认为,相对于欧洲大陆和南欧,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表明北欧全面福利制度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同时,北欧税收占GDP比重最高,但收入最平等,相对贫困最少,就业率非常高,表明高税收与高福利并行不悖。

    2.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亟待打破利益掣肘

    迟福林指出,收入分配领域的某些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战。例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日益突出;权力寻租有增无减,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呈不断蔓延和强化的趋势。这些突出问题,有制度、法律不完善和“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垄断行业改革,还是政府“三公”经费治理,成效甚微、步履维艰。能否打破利益关系的制约,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

    李实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是因为涉及到很多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突出收入分配政策选择的困境。第一,要抓紧制定相关的政策,选择一些可以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相关政策尽快出台。第二,把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第三,出台收入分配政策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问题要有高度相容性。第四,当前既迫切需要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更需要出台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江西省社科院院长汪玉奇认为,我国现阶段存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说到底是改革不彻底的问题。例如,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垄断的存在、税收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的结果。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倒退没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找到光明的前景。

    3.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

    迟福林认为,当前确实到了政府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进改革的时候。政府不能既主导“做蛋糕”,又主导“切蛋糕”。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不突破,难以“切好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机制性腐败。

    曹远征指出,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比重会经历一个先降后升、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最后实现均等化的过程。但倒U型收入分配并不是自然过程,需要政府的政策安排和体制创新,才能带来倒U拐点。

    斯特恩·库恩勒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平衡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定各种标准,消除未来不确定性因素,都与政府作用和职能相关。政府需要发出正确的信号,下定决心,同时提振民众的消费信心,才能支持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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