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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作者: 许善达   时间: 2012-02-28    已有人阅读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最近一段时间对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比以前都尖锐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析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差别不大的一些意见,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意见原来潜在的一些分歧反而更加尖锐,更加难以调和,所以,我就一些问题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现在处在争论激烈的局面下,听到不同角度的一些看法,可以有利于思考,有利于更深入地研究一些问题。

  中国居民消费率近10年左右持续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热的时期,也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冷的时期,跟经济周期没有什么关系,发展速度快的时候消费率也下降,发展速度慢的时候消费率也下降,因此我们研究这个原因,就不能把它看作经济周期的现象,虽然小的波动有关联,或者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比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更加深刻。再引申一步,用宏观经济的反周期调节的手段,解决不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一般来讲,宏观调控主要是以反周期调节的,往往容易把宏观调控看成是宏观经济战略的全部。统计的数据表明,要想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用宏观调控所谓的反周期调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统计数据显示,不管经济周期处在上升还是下降的阶段,这段时期居民消费率都是下降的。

  我的一个思考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消费率下降的现象?我认为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化天然的趋势,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呢?我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每一个市场经济的主体都想获得超额利润,这样就需要有更多的资金、需要占有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更高的技术。如果你筹集不到这些资源就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经济里面,这种冲动就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冲动,使得市场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总能保持着对资金、资源、技术、管理有一个更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天然的一种属性,因为要获得超额的利润。而相应的对于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就处在减弱的趋势下,因为技术含量越高,资金程度越高,管理程度越高,掌握的资源越多,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相对起来会越少。这样一个事实用不同的术语,资本密集等经济语言描述这个趋势客观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有这么一个供求关系的差别,所以,资本的所有者、资源的所有者、技术的所有者、管理才能的所有者,他们的市场价格和收益就会逐渐提高,而相对普通劳动力的这种供求关系就会使普通劳动的收益价格呈现一个相对下降的趋势。在绝对额上可能也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一定会远远低于那四种资源的所有者。因此,从总体来看,企业收入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居民收入,从社会不同的群体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美国也呈现这样的情况,这个不再介绍。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时间不长的国家,但是也表现出一个很大的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我认为这是市场机制本身带来的,是天然的属性。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推论,因为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越是收入高的群体,当收入增长的时候,用于消费的比重会下降,所以,如果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话,在整个收入里面,用于投资或者是经济学上用于储蓄的、投资的这部分的比重就会增加,而用于消费的比重就会下降。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总收入增加,但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就是投资比重会增加,消费比重会下降,而投资比重加大的结果是全社会的产能增加,消费相对而言增加的速度会低于产能增加的速度。所以,在某个时期必然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而产能大大的过剩。这是指封闭的经济体,在全球化下更复杂。出现这种情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果用现在的术语表述就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于市场经济自身来说,它没有能力调节这个东西。不得不通过一种破坏性的调整,这种破坏性的调整就意味着大量的社会财富的损失。我们过去讲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牛奶卖不出去的时候,把牛奶倒进大海,牛奶的产需就平衡了。这种平衡是以损失社会财富为代价的。企业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过去我们听过美国的故事,煤矿工人失业买不起煤,冬天不能取暖的原因是煤矿的煤太多了,卖不出去,所以失业了。所以讲周期经济危机是用社会财富的损失来恢复市场的产能和需求的平衡。我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但是,是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有这个属性我们就要否定市场经济?我的结论是:不。结论是我们还有更好的非破坏性的调节手段来解决这个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的手段就是政府要履行职能,因为在凯恩斯以前,包括马克思、亚当·斯密,在他们的理论里面,政府只是守夜人,政府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我认为,经济本身的发展就说明,如果政府在市场机制里能够履行一定的职责,这个职责可以包括很多的职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它要使居民收入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力度要掌握在使需求和供给(产能)的失衡不至于发展到不经历破坏性的方式就不可能恢复的程度。刚才讲到收入分配的改革,如果这样一个结论要成立,也就是说,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职能就是要通过政府制定的规则,政府采取各种法律的、经济的措施控制居民收入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既要使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效率高的基本属性,同时又要控制它不至于发展到不得不经历破坏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来恢复这种需求和供给(产能)相适应的状态。掌握好这个平衡是政府非常重要的职责。今天我们研究“十二五”规划以及研究“十二五”规划以后的长期规划,世界银行也正在编写中国2030年的报告,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研究中国2020年(中国原来要[雨林木风1] 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的发展趋势报告等等,我认为必须明确这个理论问题。

  当前,中国这个矛盾应该说比前10年的矛盾要尖锐,3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中国的产能已经大大超过中国居民的消费。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能够继续维持经济正常的运转没有产生破坏性的调整,是因为中国把多余的产能出口了,所以能够维持中国国内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局面,同时维持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我们通过产能出口维持了国内一部分产能和我们需求基本相平衡的状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在一个相对时间长、相对发展速度比较快的状态。现在,情况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外贸方针,随着美国的经济调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金融危机时的零提到5%左右,欧洲若干国家政府债务的处理要求减少财政支出,因此,欧美对中国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表现出至少是增长率会下降的趋势。我们把中国普通消费品过剩的产能输出到欧美,再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这种30年来取得非常重大成效的外贸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调整。我坚决不赞成那种要压缩出口以实现平衡的主张,我认为中国不但不能采取压缩出口,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和扩大出口,还需要充分运用全球化历史的潮流。在全球化中,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全球化使财富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成果。但是中国外贸方针应该有调整,改变低价普通消费品主要对欧美市场出口,主要依赖外贸顺差获取美元、欧元等外汇储备这样一种模式。我认为可以转化成新的模式,新模式的标志有三项:一是从低价商品的过剩产能直接出口转化为用中国多余的资金出口带动过剩产能出口;二是从主要出口普通消费品转化成出口机电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矿业开发等;三是出口对象从以欧美为重点转化成以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为重点。

  用资金出口带动产能出口是新的外贸方针的核心。中国有巨额过剩资金,主要是超额外汇储备。我相信中国通过过剩资金出口可以大大地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机器制造业等行业过剩的产能出口。这样的出口可以替代普通消费品可能产生的出口萎缩。比如鞋,中国过去是耐克的第一生产国,现在中国已不是第一生产国,已经转移到越南,因为越南工人工资相当于广东工人工资的1/5左右,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维持过去的低劳动力成本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使普通居民受益了,同时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产能必然要淘汰。中国的工人有很好的教育,制造业的基础,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开发能力,这方面我们仍然有着价格低、质量好的优势。这些东西的出口和普通消费品向欧美国家的出口是有区别的,欧美购买你消费品的时候有足够的购买力,尽管美国是用印的钞票购买,但是购买力也是足够的。而这些商品出口主要的对象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有潜在的购买力而没有现实的购买力,我们过剩的资金恰恰是他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和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差不多。通过我们过剩资金的出口,可以大大带动机电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如果我们外贸方针这样调整的话,有一部分落后的普通消费品产能会淘汰掉,同时我们国家在机电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产能还会增加,而且通过出口和这些国家创造并分享新的财富。同时为我们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赢得时间,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产能出口了以后,国内产能需求的矛盾就有一定的缓和,可利用这段时间解决国内的问题。

  解决国内的问题就要增加居民消费,我认为增加居民消费有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具备的话,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一个条件就是居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所占的比例要逐步的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点已经写入“十二五”规划。但是,写入“十二五”规划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的现状,我们要仔细分析2011年财政收入、政府收入增加25%~30%,企业收入增加20%左右,居民收入即使考虑物价的因素也只有略高于10%。在三个主体里面,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政府和企业。如果到年底统计结果,可能2011年居民收入的比重没有实现上升的目标。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居民的总体收入要上升,居民收入差距要缩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如果居民的总体收入上升,但是收入如果主要增长在高收入的群体,居民消费也不会上升。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以后,消费率是下降的,投资率是提高的,因此,要想实现居民消费提高的目标,总体上居民收入要上升,同时要相当幅度的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换句话说,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不但高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还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实现增加居民消费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我们长期的政策惯性一直是投资拉动,在收入上,居民总收入虽然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是慢于政府和企业,同时差距在拉大。现在“十二五”规划提的目标对过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调整。“十二五”规划和“十一五”、“十五”“九五”重要的差别就是要求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战略,如果大家留心看一看,“十一五”规划里面,我们确定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本身就是低于GDP的速度,也就是说,在“十一五”定规划时,我们定的居民收入速度就是慢于GDP的,当然居民收入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因为政府的规划就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比重。这样一个趋势已经运行了很多年,现在“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调整。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远远超过“十一五”、“十五”规划,进行这么大的调整,我们各个方面的政策储备,还没有全部完成。鉴于“十一五”规划搞了五年以后进行评估,有的指标完成,有的指标没有完成。因此,我建议:因为“十二五”规划调整的难度大于过去的调整难度,我希望有关部门每年评估一次规划实现的情况,不要五年以后再评估,否则,如果发现有的指标完不成,也来不及调整政策了。如果这一年下来发现实际运行和我们的规划有差距,我们再研究怎么调整我们的政策,使第二年能够在实现规划的发展上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现在已经运行差不多一年了,我希望明年做评估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结果,我相信有些现行政策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作者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本文系作者在“消费主导 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第七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演讲,2011年12月11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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