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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红秀: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者: 时红秀   时间: 2012-12-29    已有人阅读过

  2011年初,我们对收入分配问题开展了一次专题研究,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所有的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收集梳理,包括在座专家的论著,也包括这个领域英语经典文献;第二,收集、整理和比较了有关部委和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发布的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这次活动持续了二三个月。结果呢?正如有关领导所说的,“情况若明若暗,问题似是而非”。刚才迟福林院长讲了,“收入分配问题积重难返”,我推测,这个积重难返不仅指问题的严重性,仅从研究成果看,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分歧也在增大,对问题的解决,可能更难形成共识。
    一、澄清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国家有两个问题可以叫作“常说常新”,就是说社会各界一直关注、一直是热点,党和政府高规格、大型会议的文件一再写到,但就是迟迟见不到明显的突破。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另一个是收入分配调节。就收入分配来说,“情况若明若暗,问题似是而非”,不是说决策者不重视,认识高度不够,恰恰相反,我们的领导层太重视了,2006年中央政治局还曾开过专门会议研究部署。领导层要解决问题的决心本来很大。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他们还要求专门研究,甚至亲自下功夫研读专业文献。问题是,从收集整理出来的各种研究成果看,“若明若暗”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就像有人患病,只知道病痛反应强烈,可诊疗工具不胜任,怎么办?比如温度计,给出的体温、症状等信息是混乱的,要得出一个一致的诊断结论就很难,想采取明确的治疗方案自然也很难。学术界的每个人可能都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研究得很透彻,结论很明确,即所谓“一目了然”。可政府决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观点和主张的。如果从基本概念到基本数据,在事实认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政府何以决策?

  坦率地讲,抛开利益关系不说,仅就问题认知而言,如果我们在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上取得共识,可能会避免绝大多数的争议。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罗列各种的观点和主张后发现,事情并不像每个人认为的那样清晰明了。这里举几个例子:

  从基本概念上说,“收入分配差距”和“国民收入分配”,两者是什么关系?对其观察、分析和判断的依据,也就是理论工具,存在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当中?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收入分配问题就是剩余价值在劳动、资本、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割问题。到了马克思,收入分配问题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对立的表现,其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对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展开分析。到20世纪初,收入分配实际上被归结为要素的定价问题,要素边际生产力成为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至于“国民收入分配”,则是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尤其是二战以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断研究、建立和完善而产生的概念。这与早期的收入分配是不是一回事?有哪些异同?

  再比如说初次分配、再分配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初次分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除此之外在流动、信贷、国家税收等环节,都属于再分配。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初次分配,是指所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分配,而通过国家财政的分配才属于再分配。这与马克思的概念是什么关系?怎么发展的?为什么要这么界定?

  从基本数据上说,有一对经常用以反映收入差距扩大的数据,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那么,全国有2.5亿进入城镇经商务工的农村人口,他们挣钱汇回老家,这部分人的收入是计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计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按照现行统计办法,凡在城镇生活6个月以上者算城镇居民。收入统计时是不是也这样?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还有研究发现,如果扣除物价指数和考虑生活费用等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这样,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所刻画出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怎么样呢?

  再说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家都在使用,可是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有的说0.45,有的说0.48,还有的是0.55。媒体上经常有人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甚至快到“动乱线”了。那么基尼系数究竟是多少?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真的存在吗?有没有依据?经过长期追踪,没有人说得清楚。有人嘲讽说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跟“加州牛肉拉面”一样,其实到过美国加州的人都知道,那里并没有什么“牛肉拉面”,可在中国的大街上,到处都有这样的招牌。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是一些中国学者自己炮制出来的又一个“加州牛肉拉面”。

  国家行政学院2011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举办了两次司(厅)局级领导干部收入分配专题研讨班,我们请了国内不少权威专家授课,每一堂课都让大家深受启发,但到总结环节,大家只能说认识更深刻、更提高了,但同时也都发现,问题认识的复杂性和解决的艰巨性。我的困惑就是:那么多顶级专家学者之间,长期以来对于收入分配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在概念、数据和衡量标准上不一致,这一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既然专业人士都难以取得一致,那么决策者能够从何处着手?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论点:中国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而其原因在于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因此,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需要政府进行更多的再分配,而且资源配置也要更多地求助于政府,甚至还要重新思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种把收入差距扩大直接等同于分配不公,进而归罪于市场机制,由此主张由政府替代市场甚至反市场化改革的观点,不仅在大众媒体有声音,而且专业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加之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演变到目前阶段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政局动荡、美国占领华尔街等现象,怀疑市场机制、求助于政府替代市场的倾向,一度充斥媒体,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担心和警惕的现象。

  二、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制度含义

  我的观点可用三句话集中表达。第一,要从权利的角度来把握收入和财富的本质。究竟什么叫收入?什么叫财富?从本质上讲,收入或财富是在一定社会认可下,行为主体所拥有的以货币衡量的永久支配权。这样定义的话,就不会仅仅将某种货币的一个绝对数,甚至某种房产、金银财宝看成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而是要从行为主体对社会产品动用或支配权的份额来把握收入与财富。用权利来定义财富或收入的本质,既来自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的思想,也来自阿玛蒂亚·森的思想。要追溯的话,它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本质上属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思想。

  用权利的货币份额来表示收入和财富分配,要比仅仅用统计意义上的收入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更有利于我们把握问题的实质。比如说以目前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衡量,每年为什么那么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我们很难解释。你再到北京等城市的人才招聘场所看看,电工、钳工等技术工种,厂家开出的月工资在六七千元甚至更高,但门可罗雀;而办公室管理或文员岗位,月工资2000元左右,投档者却趋之若鹜。

  再比如说,用基尼系数衡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均等得多,换句话说,那时候的收入分配比现在要好。这是现在很多人“怀旧”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样计算收入所用的统计数据,并没有隐含关于权利的含义,相应的基尼系数也容易误导我们的判断。一旦引入了权利概念,当年在城乡居民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界定和行为限制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统计数没有反映出来的不一定是零,而可能是无穷大。

  第二,分配制度的效率取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与风险的对应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有效率的分配制度,要做到行动主体获得财富或收入的多少与其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一般而言,人们获得收入无非分为风险报酬和无风险报酬两种。当然这种风险是指富兰克·奈特的克服“不确定性”意义上的风险,也包括熊彼特“创新”意义上的风险,但肯定不能包括贪污盗窃者被发现的那种“风险”。那些从事投资、从事企业运营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人,实际是不断地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让公众,包括员工、客户、债权人以及政府拿到“无风险”报酬,而自己收取风险报酬。一个社会如果对于这样的风险承担者不在分配上给予足够的激励,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很多创新。近20年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创新,原因就在于此。在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上,美国社会“奖赏”了比尔·盖茨、斯蒂芬·乔布斯、波音等等,还“奖赏”了华尔街,使这样的人拥有巨富,从而使美国成为全球廉价资本的使用者。当然,人们理性选择,都试图取得无风险报酬。这次欧债危机中,几个国家政府被迫整顿财政,紧缩开支,遭到长期依靠无风险报酬的群体坚决反对。要知道,一些国家发生大规模罢工示威,甚至骚乱,参与主体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长期依靠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同样,中国现在出现了不少通过技术发明或企业上市崛起的富人,但他们仍受到人们的尊重。可是人们为什么对垄断、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是因为这样的收入与财富,取得依据靠的是“特权”,即属于不承担风险、没有克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没有给社会带来福利增进的支配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分来源性质,一味地“仇富”是很糟糕的。同样,不分来源性质,把所有收入或财富按照一样的标准计算基尼系数,采取一样的政策进行再分配,并不足取。我们经常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数据来说明收入差距,都没有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考虑。一个企业员工取得的收入,与一个农民种地收入其实有着天壤之别:现实中中国农村家庭,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型“农业企业”。其中多少劳动力待在家里务农,多少进城务工,总收入中如何安排下一耕作季节的生产与生活,农业生产中进行怎样的结构投入,都是农户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决策。周其仁讲“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就是这个道理。简单地将这样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比较,很难把握问题的实质。

  第三,在众多要素定价方式中,市场交易更能够实现要素报酬的均等化,而不是相反。在对国内分省份进行的收入分配研究中,发现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东南沿海省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反而越低;而在中东部省份,或者政府收支占当地GDP的比重较高,或者国企就业人口比重较高,但并未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基尼系数反而越高。

  这在理论是很正常的。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过程同时也是要素定价过程。只要有城乡一体化,只要乡村劳动有机会自由地向城镇流动,也就是说,只要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发挥出来,作为劳动力这种要素报酬的城乡劳动者收入,肯定存在一个均等化趋势,而绝不是相反。任何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两亿多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经商,实质上是劳动力要素大规模市场化的过程。今天我们到餐饮、洗浴、农贸、建筑等行业采访,或者在居民小区服务人员中询问,那些来自广大农村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水平、满意程度远不是一些人渲染的那样糟糕。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的报酬相差可能还有,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已经小得多了。如果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中国有可能在所有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上成为一个反例。

  所以,以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所衡量出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在于统计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城市居民按照在城市六个月以上的居住时间来界定,收入统计中既没有反映人们享用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差别,也没有反映城乡物价指数和生活成本的不同。简单的货币统计和居民范围界定,给出的指标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真相。

  三、总体判断与对策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中国当前的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我们可以作三点总体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

  第一个判断是,在中国现阶段,如果说分配问题严重的话,突出的不在于收入分配,而是在于财富分配,尽管收入方面存在问题,不少问题还很严重。首先要把财富和收入严格区别开。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财富分配的机制和调节手段,与收入分配的机制与调节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别,两者不能混在一起。你可以讲作为存量的财富都是由作为流量的收入积累起来的,但在处于制度转型的中国现阶段,情况却不是这样。在现行产权制度下,通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购房投资,以及矿权争夺甚至公共工程的“暗箱运作”,天天发生着巨额的财富转移故事,而这种财富的获取与其“收入”毫无关系。这样的分配状况,目前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反映不出来,靠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公共服务开支、采用累进所得税等等这类收入调节政策也不管用。

  这个判断意味着,当前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仍是启动产权制度改革,而且要在特定区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特定区域大概有二:一个是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矿产资源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关键环节也在于二:一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使土地使用权成为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的资产;二是加紧修订现行矿产资源法律,特别是要区分探矿权、采矿权这种矿业权的特许权性质与矿产资源本身作为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性质,尽快避免矿产资源领域国有资产长期的、严重的、大规模的流失,让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物质财产所有权,通过分红或收取租金的形式得以体现。

  第二个判断,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公平,在中国现阶段,不是要放慢,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主要努力在于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及广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就是说,更多地通过政府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而我国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却是,市场的地区分割、行业的行政垄断以及公权力对市场交易的广泛干预,导致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受到严重扭曲,要素定价机制既缺乏效率也远离公平。一句话,中国亟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政府机制。那种寄希望以政府代替市场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分配公平的主张实在是缘木求鱼,那种以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为理想目标的观点,不是对历史灾难的无知,就是为了迎合某种民粹倾向的别有用心。

  这个判断意味着,一要打破行政权力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地域分割。这方面的重点是严禁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名义实行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二要在利率市场化,以及放开金融、能源、电网、电信、军工、铁路、航运、盐业、烟草等长期行政垄断行业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方面的关键是,在监管方式上,要由严格准入式监管转化为严格过程和行为监测式监管;在监管体制上,改革政府部门监管体制,探索建立行业性的独立监管机构制度。三要继续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的重点,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公共财政建设和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公开的长效机制;三是继续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事业改革,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

  第三个判断,现阶段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承载着很多这个领域以外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有来自公共部门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司法腐败、特权盛行;有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欺诈、侵权长期得不能有效根治,如食品危害、环境破坏和其他商业犯罪行为;还有社会领域中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等问题。一些社会矛盾激起的公众不满情绪,很可能通过收入不公,财富悬殊之类的提法表达出来。但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作为一种制度现象,应该与上述个别领域或特殊环节的社会热点问题相区别。对于贪污腐败和特权盛行,自然由纪检检察部门负责追究;对于民商事领域的犯罪行为,也由司法机构依照相应程序整顿清理,当然司法公正与效率问题的解决,几乎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事。另外,培育和鼓励全社会救助强势群体,继续推进反贫困战略,继续推进区域开发与均衡发展战略,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推进分配领域改革而言,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制度上,集中在累进税制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上。这样,就要厘清问题的边界,避免各种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混乱,明确体制改革和政策实施的目标,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来。 

  四、结语:分配也可能决定制度

  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归根结底决定于制度安排,因此分析问题和解决之道也就要从制度着手,那就是着手进行土地和矿产两大产权制度改革,着手以反垄断为主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这就是“制度决定分配”。

  反过来,分配也可能决定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有一篇著名文章叫“制度与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他指出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福利的持续增进,人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因而对各种规则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这正是推动制度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政府的有效治理、司法的高效公正、人们的机会均等,以及实施这些规则的各种制度设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秩序、分配公正性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面对人们普遍的制度需求,不可能长期无动于衷,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做点什么。围绕着枝节问题、边沿问题恐怕不是办法。这里有必要从2011年来自国际上的两大事件来提醒我们:第一,欧债危机与罢工浪潮教会我们什么?在全球工业化历史早期,欧洲一度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源地。这种思潮演化出两大遗产,一个是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我们学过了,后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另一个是广泛的社会福利和高度的收入均等化,像北欧、英国,以及南欧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近几十年来出现过哪些对人类历史有普遍影响的创新成果,其实也是屈指可数。在中国现阶段,要求政府提供何等水平的公共福利,它能实现何等程度的收入均等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第二,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政局突变教会我们什么?按理说,与三四十年前相比,那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享有的教育、医疗等福利不比我们差,最穷的穷人也比30年前的穷人条件好得多。可是为什么还要一哄而起?其中的内因外因分析一定有很多。从“制度与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角度讲,人们对于“好制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这种需求却长期得不到满足,应该是内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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