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书

张雷宝: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

作者: 张雷宝   时间: 2012-12-29    已有人阅读过

  一、前言
   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日显突出,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持续下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快解决的时候。基于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10 年10 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012 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2011 年中央工作安排中“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且“加大改革攻坚力度”,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不难发现,当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产生背景相当复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反思和检讨:(1)分配政策长期过于强调效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开展了几次调整,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到“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再到“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中国经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后,起初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此时还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地位,但十四届三中全会很快就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此后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反复强调收入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虽然打破了以往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在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在效率与公平的不平等博弈中,公平屡屡做出让步,“效率优先”导致了对效率的片面追求,实践中不择手段地敛聚财富的不公正、不合法的现象大量出现,通过垄断经营获取暴利、利用职权的便利侵吞国有资产、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事各种非法活动致富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削弱了改革的公正性,致使效率与公平“双缺失”,财富两极分化之势日见严重。(2)收入分配过于向资本倾斜问题。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劳动所得占整个社会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比例不合理,初次分配中的收入不平等使劳动者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同时,资本剥削劳动问题严重。企业财富过于向资本倾斜,劳动所获收入并不真正能够体现其贡献多少,劳动者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不匹配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造成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市场化的改革使得人们的分配观从“平均原则”过渡到“应得原则”,当前分配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倾斜”,即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当然,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财富累积,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就容易引发诸多群体性社会事件。尽管中国大多数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但资本过于强势的分配关系,直接导致“人对物的支配的人力产权客观本质或规律”,“被彻底异化为物对人的支配的社会经济规律”。这不仅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使经济与社会运行效率难以得到应有的提高。(3)新的分配政策落实不到位。为了扭转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一局面,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虽然政策指向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但是由于缺乏具体有效的执行措施,实践中公平原则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如果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必然会直接带来结果不公平,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前中国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起点和过程中权利、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上的混乱,由于制度缺陷以及政策缺位现象,易形成公共权力的异化。

  公共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政策干预可以分为起点干预、过程干预和结果干预等三种情形。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起点干预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而进行的政策干预,特别重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过程干预主要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加快税制改革,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等;结果干预主要是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财政预算以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政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外力干预。值得指出,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为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解决方案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指导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不同阶段的研究中,提出了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和过渡时期的分配三种分配理论,通过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归属来解释分配权,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二、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差距比较及其背后根源

  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客观存在,可在多层面进行观测和比较,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行业间差距、城乡间差距和地区间差距三个方面。

  1.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问题

  由图1可以看出,制造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了全部工资总额的绝大多数,经计算2008年以上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了全部工资总额的49.11%2009年此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也占了全部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48.49%。据统计局计算,20032008年间,行业收入标准差由5445元上升到12156元,年增长率为17.4%,社会比较关注的是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例如,以2008年以来各行业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率指标来看,建筑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22.66%20.7%21.64%,建筑业是各行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最快的行业,房地产业紧跟其后成为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1]。此外,20032009年间各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金融业相对于农林牧渔业由原先的3.2倍上升到4.21倍,就业人员工资平均水平达60398元,是各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中最高的,远远高于农林牧渔业的14356元。可见,我国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化的变化趋势。 

  图1 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

  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仅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方面,也体现在同一行业内部的差距方面。进一步分析,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行业高层的收入增长过快。与之相对应,普通员工的薪酬增长率往往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工资薪酬可能并没有增加,从而导致实际的购买力反而是下降的。例如,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 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近18 倍,超过两成职工近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

      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已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遵循价值规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下,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生产力发展也很不平衡,行业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与按劳分配原则并存的还有其他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统一的分配原则,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2)垄断行业的优势日益凸显。例如,如前面数据分析,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职工10年的收入。收入比较高的电力、煤气、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与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农林牧渔业行业相比显示出我国行业间发展很不平衡。据中国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人员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工资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 左右。垄断行业占了大部分资源,其成果却没有为广大人民所服务,反而转化为内部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垄断行业凭借其高高在上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抬高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提高行业职工收入,从而引起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的存在会导致相关行业竞争的缺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日益扩大之势。城乡居民间存在生产条件、资源禀赋以及生产力的不同,共同决定和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条件的分配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将生产条件的分配和收入分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市场的竞争引起的优胜劣汰将影响生产条件在城乡居民间的分配与再分配,由此影响收入在城乡居民间的分配和再分配。城乡间生产条件分配状况若不能尽快改善,那么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表1 2000年200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两者之比

  2000

  6280

  2253.4

  2.79

  2001

  6859.6

  2366.4

  2.90

  2002

  7702.8

  2475.6

  3.11

  2003

  8472.2

  2622.2

  3.23

  2004

  9421.6

  2936.4

  3.21

  2005

  10493

  3254.9

  3.22

  2006

  11759.5

  3587

  3.28

  2007

  13785.8

  4140.4

  3.33

  2008

  15780.8

  4760.6

  3.31

  2009

  17174.7

  5153.2

  3.3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由表1可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79,至2009年达3.33。特别是在1998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从1998 年的2.511扩大到2008 年的3.3112009年又扩大到3.331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也达到历史最高的12022元。据初步测算,在2009年居民收入总量83246.6亿元中,城镇居民收入总量为58983.3亿元,占70.9%;农村居民总收入为24263.3亿元,占29.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会高达56[3]

  必须看到,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长期存在是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体制,人为地将城镇居民和乡镇居民划分开来,长期以来,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城乡各自独立发展的经济制度,城乡发展起点就已经不一致了,如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财政对农村支援的少,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农产品价格得不到有效地保障。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城市从农村“积累”至少万亿元以上。这些从农村转移过来的资金,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这一“剪刀差”政策被废除,但是由于发展资金历史积累下来的路径依赖效应,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总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仍处下降的趋势。由于我国的财税金融政策倾向于城市发展和工业化,造成了本来属于农村发展的资金大量外流。在这种不平衡的财政体制下,我国农村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得不到满足,农村发展乏力,使得本已相当严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必然使得农村居民不能跟城镇居民一起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3.我国各地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地区差距不可避免。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倾斜政策使我国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有关资料,从城镇看,200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3375元、8809元、8783元和8730 元,东部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1.52倍、1.52倍和1.53倍。从农村看,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461,提高到2009年的1.471;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911,提高到2009年的1.921。  

  图2 各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配情况

  可以看出,上海、北京、浙江三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837.78元,北京为26738.48元,浙江24610.81元,最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929.78元,最大差距达2.42倍。农村人均纯收入沪京浙三地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分别达到12482.94元、11668.59元和10007.31元。农村居民纯收入最低只有2980.1元,其差距更是惊人,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19倍。

  概括起来,造成地区间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1)“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实行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大量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迅速向东部沿海地区集结,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受到削弱而发展缓慢,结果造成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但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局面的产生。(2)东西部经济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别。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早,水陆交通发达,具有较长的海岸线,开展对外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开放早、教育水平高。所有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建国后,我国实行了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业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农业自身积累受到严重影响后,进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并不断拉大。个人的家庭基础、先天禀赋条件、后天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也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原因。(3)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发展经济学认为,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时,主要的选择就是均衡增长战略和不均衡增长战略两种。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不均衡发展战略,我国亦如此。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各种经济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都十分有限,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同时投放到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地区,所以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发展东部地区及其相关产业。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在投资、财政上缴等各方面向东部地区倾斜。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有些政策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地区倾斜性质。诸如设立经济特区、产业调整、建立市场体制,都是为了更加适应东部地区的需要,故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这种战略的选择,就促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均衡增长战略认为应该集中发展一些大城市,使之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之后,“发展极”地区又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等方式,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状况十分符合不均衡增长理论,东部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杭州等,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资本雄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发展极”,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就是让这些“发展极”真正发挥其带动效应。

  三、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比较:以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为例

  1.我国各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根据2011年8月我国民政部的统计月报数据,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约为2274.8万人(2009年同一时期数据约为2322.86万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约1137.0万户(2009年同一时期数据约为1118.45万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约5241.6万人(2009年同一时期数据约为4531.23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约2583.6万户(2009年同一时期数据约为2149.52万户)。假设上述统计数据是全面和准确的,则依据上述数据可得两大结论:(1)从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总人数约7516.4万人,该数据较2009年同一时期的7564.46万人有所减少,但降低率仅仅为0.64%,即可视为基本维持高位运行或高风险状态。如果考虑到农民工这个“双栖”特殊群体,我国收入分配层面的弱势群体总数估计约在1亿左右,占我国总人口约7.4%。(2)从结构来看,我国城乡低保人数呈现“一升一降”的不一致性变化特征。也就是说,城市低收入群体(即享受低保人数)从2009年的2322.86万人降至2011年的2274.8万人,减少率或降低率约2.07%;与之相对应,农村低收入群体(即享受低保人数)从2009年的4531.23万人增至2011年的5241.6万人,增长率或扩大率约15.68%。这一现象既十分触目惊心,又值得警惕。

  从各省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看(见表2),2009年我国各省区的人均低保标准平均值为237.83/月,2010年该值约为251.39/月(年增长率约为5.70%),2011年约为288.85/月(年增长率约为14.90%)。由此可见,我国各省区财政对区域内的最低生活保障投入或扶持力度在加大,民生财政特色有所增强。

  从具体省份来看,2011年6月与2010年同期相比,城镇平均低保标准上升最快的是陕西省,增长率为52.52%;最慢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增长率只有3.20%;浙江省增长率约为17.23%,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约为15.64%)。不难发现,不同地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及其增长变化的差异,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财政承担能力大小、区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如地方财政对区域内低收入人群的重视和关爱程度)等因素息息相关。

  表2 我国各地区省级城市低保标准的比较及其变化趋势

  

地区

  年份

  支付标准

  备 注

  (以当年6月数据为准)

  (元/月)

  区县合计数

  区县数量

  北京

  2011

  480.00

  7400.00

  18

  2010

  411.11

  2009

  410.00

  天津

  2011

  474.38

  6960.00

  16

  2010

  435.00

  2009

  423.33

  河北

  2011

  288.92

  47397.00

  191

  2010

  248.15

  2009

  239.60

  山西

  2011

  264.56

  26029.00

  121

  2010

  215.12

  2009

  207.40

  内蒙古

  2011

  325.54

  29335.10

  103

  2010

  284.81

  2009

  231.71

  辽宁

  2011

  310.71

  30609.00

  110

  2010

  278.26

  2009

  259.93

  吉林

  2011

  240.90

  17635.00

  85

  2010

  207.47

  2009

  181.69

  黑龙江

  2011

  256.73

  32984.00

  142

  2010

  232.28

  2009

  201.14

  上海

  2011

  505.00

  8100.00

  18

  2010

  450.00

  2009

  425.00

  江苏

  2011

  345.29

  38121.00

  120

  2010

  317.68

  2009

  291.75

  浙江

  2011

  397.11

  31163.00

  92

  2010

  338.73

  2009

  329.07

  安徽

  2011

  272.42

  27992.00

  115

  2010

  243.41

  2009

  221.51

  福建

  2011

  248.74

  18656.00

  87

  2010

  214.44

  2009

  215.69

  江西

  2011

  300.90

  26007.00

  110

  2010

  236.43

  2009

  189.10

  山东

  2011

  303.01

  45228.00

  167

  2010

  270.83

  2009

  241.47

  河南

  2011

  217.71

  34013.00

  178

  2010

  191.08

  2009

  176.94

  湖北

  2011

  266.28

  23798.00

  104

  2010

  228.83

  2009

  204.52

  湖南

  2011

  230.83

  26281.00

  132

  2010

  199.10

  2009

  198.70

  广东

  2011

  269.70

  30813.90

  123

  2010

  250.52

  2009

  251.25

  广西

  2011

  229.85

  24500.00

  110

  2010

  222.73

  2009

  191.49

  海南

  2011

  264.81

  5185.00

  21

  2010

  246.90

  2009

  194.52

  重庆

  2011

  258.78

  9470.00

  41

  2010

  230.98

  2009

  237.41

  四川

  2011

  222.73

  38154.00

  186

  2010

  205.13

  2009

  193.03

  贵州

  2011

  235.17

  15520.50

  90

  2010

  172.45

  2009

  163.97

  云南

  2011

  214.59

  25717.00

  129

  2010

  199.36

  2009

  198.24

  西藏

  2011

  355.75

  22320.00

  73

  2010

  305.75

  2009

  309.59

  陕西

  2011

  301.45

  21345.40

  108

  2010

  197.64

  2009

  183.22

  甘肃

  2011

  202.94

  15952.40

  87

  2010

  183.36

  2009

  163.89

  青海

  2011

  255.79

  9987.30

  46

  2010

  217.12

  2009

  216.05

  宁夏

  2011

  229.50

  4622.00

  22

  2010

  210.09

  2009

  183.77

  新疆

  2011

  184.28

  22775.50

  124

  2010

  148.34

  2009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有关信息整理。

  考察全国各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标准与GDP的增长变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由表3可知:(1)较同时期的GDP增长而言,2010年全国各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实际增长率约为43.26%,即高于同时期经济增长水平。(2)在31个省区中,2010年有16个省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增长率高于同时期区域GDP的增长率,占比约51.61%;也就是说,有48.39%的省区的低保水平增长率滞后于GDP增长(即未能享有经济增长“红利”或成果)。(3)当年浙江省的低保水平增长率高于同时期GDP增长率约为46.02%,处于较为显著水平。

  表3: 2010年全国各省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

  与当年GDP增长率比较  

地区

  最低保障增长率

  %

  GDP增长率

  %

  区域低保标准相比

  GDP的变化率(%

  北京市

  16.76

  10.2

  64.31

  天津市

  9.05

  17.4

  -47.99

  河北省

  16.43

  12.2

  34.67

  山西省

  22.98

  13.9

  65.32

  内蒙古

  14.30

  14.9

  -4.03

  辽宁省

  11.66

  14.1

  -17.30

  吉林省

  16.11

  13.7

  17.59

  黑龙江省

  10.53

  12.6

  -16.43

  上海市

  12.22

  9.9

  23.43

  江苏省

  8.69

  12.6

  -31.03

  浙江省

  17.23

  11.8

  46.02

  安徽省

  11.92

  14.5

  -17.79

  福建省

  16.00

  13.8

  15.94

  江西省

  27.27

  14

  94.79

  山东省

  11.88

  12.5

  -4.96

  河南省

  13.94

  12.2

  14.26

  湖北省

  16.37

  14.8

  10.61

  湖南省

  15.94

  14.5

  9.93

  广东省

  7.66

  12.2

  -37.21

  广 西

  3.20

  14.2

  -77.46

  海南省

  7.25

  15.8

  -54.11

  重庆市

  12.04

  17.1

  -29.59

  四川省

  8.58

  15.1

  -43.18

  贵州省

  36.37

  12.8

  184.14

  云南省

  7.64

  12.3

  -37.89

  西藏自治区

  16.35

  12.3

  32.93

  陕西省

  52.52

  14.5

  262.21

  甘肃省

  10.68

  11.7

  -8.72

  青海省

  17.81

  15.3

  16.41

   

  9.24

  13.4

  -31.04

   

  24.23

  10.6

  128.58

  全国平均

  14.90

  10.4

  43.26

  资料来源:根据民政部网站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有关数据加工和处理。

  2.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制度比较分析

  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防范马克思所担心的“资本剥削劳动”风险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我国,劳动部于1993年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开始建立最低工资制度。1994年实施的《劳动法》中,明确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使得该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规定》,推动了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的全面实施。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关于收入分配中指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我国各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偏低,而且越是发达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相对越低。例如,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不足35%,个别地区还不足20%。尽管最低工资限制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下会干扰价格自动最优配置资源的功能,但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村流动人口众多的情况,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各地区差别对待的最低工资制度可能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正面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转移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效应。另一方面,尽管我国2004年已经颁布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并且各省都以此制定了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1)最低工资标准偏低;(2)各地区的最低工资相对差距太小,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相符、不相称;(3)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值得指出,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分地区实行差别对待,不同省份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适当扩大差距,以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层次转移。此外,最低工资应该同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平均工资挂钩,以使得底层工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有利于社会公平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最后,应该完善一些配套的劳动保障制度,以使得那些由于最低工资制度所带来的失业工人能够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四、改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政策选择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建议:

  1.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财税体制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一目标目前是否还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否需要寻求新的目标用以指导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中,初次分配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收入过多地集中在政府财政手中,生产税净额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都将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

  2.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重点,发挥城乡一体化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财政转移支付是能够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国家可以向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在财政优惠政策上扶持以实现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财政转移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项目,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更能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向西部和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并鼓励自身的发展生产,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加强建设农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如享有社区公共资源的权利、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等都是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举措。

  3.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垄断打破了平等的竞争环境,在垄断行业引入新的竞争机制,弱化其垄断性质的经营力量,对垄断行业内的高收入进行改革和调控的举措也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分配公平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允许合理的自然垄断,同时也存在不合理的非自然垄断,对于不合理的非自然垄断就应该大量引入新的竞争,削弱其垄断势力,优化配置稀缺资源,降低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缩小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的收入差距。对于自然垄断性产品定价公开公平,实现合理化、透明化。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健全垄断行业特别收益金制度,加强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制约制度建设、实行工资总额调控制度、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等有效举措能调节国民收入在行业间的公平分配。

  4.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加强改进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和服务,使公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机会,为社会大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素质文化水平,间接作用于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基础教育。人口的自由流动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劳动力市场,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应逐步扩大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面,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社会保障应向农村倾斜,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助有需要的群众达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5.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目前,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相差不大,不符合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同省份地区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应适当地扩大差距;二是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督存在漏洞和不足;三是最低工资的调整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和物价上涨水平,随着物价、房价的不断攀升,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是望尘莫及。最低工资制度以最低工资标准线的方式存在,建议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居民消费价格即物价(有些学者提出与当地的平均工资挂钩[4])的联动机制,或者用最低工资率代替最低工资标准。在大多地区,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即使达到了当地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其购买力反而下降,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或最低工资率与当年当地的物价水平挂钩才能很好地体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6.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形成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大力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改变国家过分介入土地资源的配置,改变市场在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泛滥,加强社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健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一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二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三要明确政府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四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参考文献:

  1.Jens Bonke.Income distribution and financial satisfaction between spouses in Europe.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837):2291-2303.

  2.Louis Kaplow.Public good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6(50):1627-1660.

  3.KWAN S.KIM.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An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World Development,Vol.25,No.11,pp.1909-1924.

  4.Ensar Yilmaz.Income distribution,efficiency and rationing.Economic Modelling,2011(28):1247-1255.

  5.齐桂珍. 地区差距缩小 城乡差距稳定 群体差距扩大——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特点解析[J]. 中国经贸导刊,2011(15).

  6.杨宜勇.“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J]. 当代财经,2011(9).

  7.刘淑清,韩克勇. 基于财政视角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2011(8).

  8.孟春,陈昌盛. 改革财税制度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J]. 中国财政,2011(6).

  9.钱晓烨,迟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J]. 经济学动态,2011(5).

  靳少泽. 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对策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6).   

  [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2] 张世平.国企高管一线职工收入差距18[N].西安日报,2010-03-10。  

  [3] 张东生. 2009 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总体状况[EB/OL]. http://www.docin.com/p-100474487.html2010-10-1.  

  [4] 王海弟. 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J]. 浙江社会科学,2011(2).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分享到:
联系方式(欢迎推荐图书、作者、原创)
电话:0898-66189066
邮箱:info@cird.org.cn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