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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结构优化的金融政策研究

—— 基于金融服务可得性的视角

作者: 乔海曙 谢璐芳   时间: 2013-01-03    已有人阅读过

   一、引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民增收困难,欲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

  目前,我国学者对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温涛等(2005[1]运用1952年至200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致使大量农村金融资源转移和流失,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刘旦(2007[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与之一致的结论,并认为相对农村经济而言,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是外生的,是农村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设的一个渠道。钱水土和许嘉扬(2011[3]则分区域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西部则是显著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对农村金融进行细分,而刘海波和张丽丽(2009[4]则区分了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学者们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组织体系完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建议。钱水土和许嘉扬(2011[5]还特别指出农村金融改革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此外,彭克强(2008[6]在实证分析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合理搭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建议。

  现有文献的政策建议都是从增加金融供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增加的供给与农民迫切的金融需求是否匹配无从得知。而且政策建议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联系的桥梁,存在政策指向不明、政策效果不易观测的缺陷。此外,现有研究都以“农民收入”这个整体为研究对象,没有对其进行分解。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金融需求也会随之发生改变[7]。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是提高农民收入的着力点,也是完善农村金融政策的努力方向。

  二、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理

  1. 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作用的中介

  从金融政策措施的实施到农民收入增长的实现,必须经历许多中间环节,中央银行实际上难以保证金融政策的实施最终会导致农民增收。因此,在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可以引入联系政策措施与农民收入的桥梁,即中介变量来跟踪政策实施全过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观测和控制中介变量来影响整个运作流程,从而保证政策措施准确指向最终目标。金融服务可得性具有中介变量所要求的相关性、可控性和可测性的特征,是确保农村金融政策准确指向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佳中介变量。

  1)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内涵。

  金融服务可得性是指由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的,且农民为了生产性融资需要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服务种类、数量及服务能力水平。金融服务可得性侧重于关注的是那些有金融服务需求却被拒之门外的群体,它从服务需求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衡量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程度。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服务的能力水平直接反映为农民金融服务可得性的高低,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由于表现为农民有权利和能力使用的金融服务的发展程度,对农民收入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因此,金融服务可得性介于金融政策措施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会随政策措施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对农民增收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中介变量所要求的相关性特征。同时,从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内涵可知中央银行可以较有把握地将其控制在确定的范围之内,具有可控性。

  2)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度量。

  金融发展权难以保障的农民都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大都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科技普及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而且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较大,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另外,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较低,能够接收的市场信息较少,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其冲击较大。天气和价格变化产生的农业经营风险导致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较高,农民被归入高风险人群。其二,缺乏抵押品。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任重道远,农房、农地抵押贷款尚存在颇多争议,农民的不动产仍在“沉睡”中。然而,对于金融发展权难以保障的农民来说,动产又属于稀缺品。缺乏有效抵押物,农民难以敲开金融机构的大门。其三,缺少信用记录。由于农民与农村金融机构的互动极少,缺乏信用记录和积累,二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农民又没有有效的信号显示渠道,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选择拒绝放贷。其四,缺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将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看作是个体可以利用的、用于实现个体目标的资源[8]。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更容易得到信贷支持[9]。而缺少社会资本的农户很难通过贷款申请。简而言之,金融发展权难以保障的农民属于“一高三缺”群体,即高风险、缺抵押物、缺信用记录、缺社会资本。

  农民“一高三缺”的特征导致其难以跨入金融机构的门槛,金融服务不可得。因此,增加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关键在于破除“一高三缺”问题。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可以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消化吸收。例如,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应对天气变化、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所导致的风险,从而稳定农民的收入。无抵押问题可以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来解决,格莱珉银行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通过创新贷款形式为贫穷的人发放无需担保的微型贷款,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自创办以来,除创办当年及1991年至1992年两个水灾特别严重的年份外,一直保持盈利[10]。事有信则利,无信则废,解决农民无信用记录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信用体系。近年,国际积极倡导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区也开展了“信用村”、“信用户”等特色信用创建活动,对增加农民信贷投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资本在金融机构提供的正规信贷中起到显示农民信用状况的作用[11],因此,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缺少社会资本的难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金融产品创新程度和农村信用体系完善程度三个方面来衡量农民金融服务可得性的高低。金融市场包括信贷、保险、证券、期货市场等各个方面,但证券交易几乎还没有深入农村地区,农民的证券市场参与度极低,而且对于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农民群体而言,证券交易的需求微乎其微,因此,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不纳入金融服务可得性的衡量体系中。此外,虽然期货市场具有规避价格风险的作用,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农民生产规模小、文化程度低而无法直接参与交易,而且许多学者对鼓励农民直接参与期货市场持否定态度,因而在选取指标过程中对期货市场发展程度不做考虑。本文主要从信贷和保险两个方面衡量金融服务的发展程度,分别选取农户贷款覆盖率和农村保险密度比予以度量。金融产品创新程度是针对农民缺乏抵押品而设计的指标,金融机构针对无抵押农民的产品越多,农民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选取无抵押类贷款产品占比衡量金融产品的创新程度。近年,信用档案逐步成为农民进入金融服务体系的“绿色通行证”,本文采用农户信用档案覆盖率测度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

  1  金融服务可得性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衡量依据

  金融服务可得性

  A1金融市场发展程度

  A11农户贷款覆盖率=获得贷款农户数量/农户总数

  A12农村保险密度=农险保费收入/农村总人数

  A2金融产品创新程度

  A21无抵押类贷款产品占比=无抵押类贷款产品数量/涉农贷款产品总量

  A3农村信用体系完善程度

  A31农户信用档案覆盖率=拥有信用档案的农户数量/农户总数

  2. 金融服务可得性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农民收入可分解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从金融机构借贷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群体,即传统种养殖业者、规模种养殖业者和非农业从业者。农民所从事的家庭经营类别不同,金融政策对其影响的途径也不相同。一般情况下,从事传统种养殖业的都为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这类农民大都是无抵押物、无信用记录、无社会资本的“三无”人员。这类农民如果借贷从事农业生产,一旦遭遇风险便无法偿还现有贷款,金融机构将关闭对其贷款渠道,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为零,无进一步的信贷支持,下一阶段的农业生产就“揭不开锅”,原有贷款偿还遥遥无期。因此,提高这类群体的收入关键在于建立信贷补偿机制,保证其持续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从事规模种养殖的农民可能有一定的抵押物、社会资本和信用记录,但是随着其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所需要的贷款额度增加,农民可能因畏惧风险而想贷不敢贷,这时候对农业保险有迫切的需求。对这类农民而言,金融服务可得性高低主要体现在农业保险的发展程度方面。从事非农业的农民主要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这类群体可能有一定的抵押物,但由于缺信用记录和社会资本,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因而,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信用档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非农业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收入,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受雇于个人的收入、在本地企业就业的收入和外地从业的收入[12]。工资性收入主要受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难易程度及成本,以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13]。金融政策对其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改变农民所就职的单位或个人的金融服务可得性程度进而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农民受雇的个人和外地企业都已经脱离了农民所在区域的金融体系,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金融政策导向问题,与本文所探讨的农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没有结合点。金融政策可以对本地企业,也即乡镇企业产生作用,提高它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间接增加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从而提高工资性收入。但是乡镇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金融服务可得性也不在同一个层面,因此不做过多探讨。

  财产性收入是指财产所有者通过行使对自己财产的占有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而获得的相应收益[14],大多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有银行存款利息,来源单一。财产性收入是财产的附着物,随财产数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寡与其现有的财产水平密切相关。而农民财产拥有量的增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以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为前提。在农民财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农民的投资渠道、拓宽投资市场只是一种缺乏需求的无效供给而已,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并没有提高。所以,金融政策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是间接的,短期内,它只能通过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的财产水平,进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当农民财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再通过金融政策的实施来完善农村证券市场,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进一步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009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167.2元,仅占总收入的3.24%,而且从19992009年,10年间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左右徘徊,变化极小。因此,目前金融服务可得性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非常小,金融政策的作用是间接性的。

  转移性收入是指农民无需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它由两部分组成,即政府转移性支出,如离退休金、价格补贴,以及农民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如赡养收入。目前,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农民总转移性收入中占主导地位[15]。转移性收入主要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财政充裕程度和支持力度的影响[16],金融政策对它几乎不产生影响。

  三、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现实分析

  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金融政策通过金融服务可得性这个中介变量,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对工资性收入中的本地企业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短期内对大多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产生影响,而对转移性收入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本文仅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1)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逐步下降。

  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它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却长期处于下降阶段,已由2000年的63.34%下降为2009年的49.03%10年间共下降了14.3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绝对数增长速度“蜗行牛步”,从2000年的1427.27元增至2009年的2526.78元,10年时间共增长了0.77倍,若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倍数将缩减为0.47

  

  1  2000年至2009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获得。

  2)农民内部的家庭经营收入差距扩大。

  本文借鉴大岛指数的计算方法来衡量农民内部的家庭经营收入差距,也就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将农民按收入分为五等份,最高收入者的家庭经营收入与最低收入者的家庭经营收入之比即为差距的衡量指标。2002[17]最高收入者的家庭经营收入为3013.07元,最低收入者为599.81元,二者之比为5.02。然而,2009年最高收入的家庭经营收入上升为5778.58元,最低收入者却只有767.34元,二者之比达到了7.53,农民内部的家庭经营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2  2002年至2009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差距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2002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获得。

  2. 金融政策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化的影响分析

  1)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较低。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服务可得性普遍较低,贷款无门。据统计,多年来农信社贷款农户总数始终在8000万户左右波动,农户贷款覆盖率维持在33%上下[18]。金融服务可得性低不仅体现在贷款数量上,而且还表现为金融服务供需不匹配。近年,人民银行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支农政策都是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信贷供给,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单一地从量上增加金融服务供给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农民对金融服务产品种类、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从事规模种养殖业的农民需要更高的贷款额度和更长的贷款期限,但现有的农户小额信贷产品由于还款期短且额度小与农民的需求错位。从事规模种养殖业的农户大都有较强的农业保险需求,但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且农险保费较高而不敢涉足。2009年农险保费收入为133.9亿元,农村保险密度只有18.78/人,而全国平均水平达834.4/人。大多数农民缺信用记录和社会资本,对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有迫切的需求。近年各地开展的“信用村”、“信用户”等特色信用创建活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征信需求,但这一活动主要在少部分农民之间开展,普及程度不高。截至2010年末,共有1.34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8300多万户进行了信用评定[19],农户信用档案覆盖率只有18.8%。农村信贷市场规模不大、农业保险市场没有发展起来、金融产品供需不匹配、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困难。

  2)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逆向转移”现象。

  近年,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政策以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如农信社改革试点、成立邮政储蓄银行、筹建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但是现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都有“嫌贫爱富”的本性,低收入农民都是“一高三缺”人员,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而选择拒绝贷款;而农民中的高收入者相对拥有较多的抵押物、信用记录和社会资本,而且这类农民大都不从事传统种养殖业,风险相对较低,金融机构为响应金融支农的政策而选择增加对这部分农民的贷款供给。金融政策存在明显的偏向,高收入农民得到了较多的金融资源,而对贷款有迫切需求的低收入农民得不到信贷服务,这就是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逆向转移”。截至2010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为11.7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3.1%,而农户贷款余额只有26043.3亿元,仅占各项贷款的余额的5.1%[20]。涉农信贷资金原本就不多,农村贷款中的农户贷款更少,而这有限的信贷资源又倾向于高收入农民,使得低收入农民一直无法跨入金融机构的门槛。因此,金融政策的“逆向转移”最终导致高收入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加,而低收入者的家庭经营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农民内部的家庭经营收入差距扩大。

  四、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政策建议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长期以来都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是我国大多数农民最根本、最重要的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掀起“民工潮”以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占比长期处于上升阶段,甚至在某些发达省市,工资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能改变家庭经营收入的核心地位,因为非农收入只是农民支撑生活的一根“拐杖”,即使它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收入[21]。因此,提升家庭经营收入才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所在。

  1. 增加农民的信贷服务有效供给

  1)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支农的主力军,但是它自诞生以来对农村的贡献度却较小。自2006年开始,银监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促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截至2010年末,全国已开业村镇349家、资金互助社37家,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451[22]。国家积极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农村金融市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然而,据有关数据显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户贷款率分别只有36%28%[23],支农力度较小。为从根本上解决新型金融机构的姓“农”不亲“农”问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其一,加强金融政策的支持,出台利率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并解决其央行再贷款、银联入网等问题。同为地方性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却没有享受与农信社一样的优惠政策,如支农再贷款政策、坏账置换政策[24],缺乏政策保障将导致它在贷款过程中避开风险较高的农民客户。其二,提升新型金融机构的公信力。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对国有银行、农信社等有特殊的偏好,而对村镇银行等持怀疑态度,这严重限制了这类机构的“吸储”功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样会极力寻找优质客户“一高三缺”的农民将被拒之门外。

  2)引导民间公益性金融阳光化发展。

  金融政策的“逆向转移”问题在农业保险、农村担保体系、信用体系等农村生态环境完善之前是难以消除的,而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提升。当前,为增加低收入农民的信贷可得性,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发展是可取之道。然而,对于农村中的低收入者来说,从事家庭经营收入所得支撑不起标准的商业性农贷[25],因此,发展具有扶贫与借贷双重性质的民间公益性金融是增加低收入者信贷可得性的最佳选择。城市自然人农村小额信贷就是典型的民间公益性金融模式,它搭建了城市富余资金向农村转移的渠道,既可增加低收入者的信贷可得性,又可为城市富余资金带来一定的盈利,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引导城市自然人农村小额信贷这类民间公益性金融阳光化发展,从法律上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保障它的资金安全是短期内应对“逆向转移”现象的良策。

  2. 提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农业保险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历了快速发展期和低落期,到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只有4亿元,仅占总保费收入的0.09%,农业保险业务严重萎缩。近年,国家开始高度关注农业保险的发展,业务总量逐步增长,但“农民买不起,公司赔不起”的发展困境仍然没有突破。农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但以农民现有的收入水平很难承担如此高昂的保费。而农业风险的高关联性和高爆发概率又导致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2009年农业保险赔付率高达71.1%,远高于全国保险赔付率平均水平的28.06%。为改变农民与保险公司“双败”的局面,首先,需要建立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如再保险制度,以稳定保险公司的业务收入,为防止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保险公司的毁灭性打击,还可以由政府发起成立特殊风险巨灾基金[26]以维持其持续经营;其次,变直接补贴为农业保险投入,一直以来国家都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作为农业保护政策,而对农业保险的投入较少[27],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将部分直接补贴支出用于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民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外,完善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是促进其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日本早在1947年就形成比较完整的农业保险法[28],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近30年以来却一直无法可依,这严重挫伤了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积极性。

  3. 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目前,许多地区的农业银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都各自有一套农户信用评定办法,相互之间没有信息资源共享,而且都是针对有信贷需求的农民,不能普及到农村其他居民,信用评定工作效率低、质量没有提升。改变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评定“单打独斗”的局面,需要人民银行统筹规划,建立统一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变被动识别信用为主动建立信用档案,完善农户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征信的法律法规和行为标准,农村行用的征集、管理、评估和失信行为的惩治至今无法可依[29]。因此,需要加快信用、征信立法,完善农村社会信用制度基础,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1]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05(9).  

[2] 刘旦.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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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海波,张丽丽.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5] 钱水土,许嘉扬.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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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红云. 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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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张杰. 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6] 张祖荣.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 财经科学,2006(10).  

[27] 张祖荣.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 财经科学,2006(10).  

[28] 张权辉. 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与借鉴[J]. 生产力研究,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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