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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陕西省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效及优化建议

作者: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   时间: 2013-01-03    已有人阅读过

  一、文献综述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总体上表现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形态上呈现多种格局。经过对近两年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我国学者的研究大体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是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原因的研究。学界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总体来说是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第三,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1.对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致因分析

  学者们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原因的研究方兴未艾。总体来说,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从根源上看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再分配体系不健全、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造成的。具体来说,可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因素。从市场机制在分配领域中存在失灵、再分配功能不足和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角度进行了分析。第二,政策因素。主要包括财税体制不完善、分配领域中的政策缺位、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对垄断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公共资金管理体系不健全等。第三,发展阶段和体制转轨因素。从人力资本投资、工资和利率、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等阐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进行了分析,陈享光(2011)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引起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同解决生产条件分配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 。龚秀国(2009)运用中国式“荷兰病”理论,从体制惰性效应、人民币汇率效应、资源转移效应等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我们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态呈现多种格局(如城乡、地区、行业间差距等)且造成每种差距的原因不一样,但现有研究都只是单纯地找到了某一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分析造成差距的各种原因之间的关联,这不利于寻找对不同分配格局所耦合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综合治理对策。

  2.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由来已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财富增长的影响。自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结构以来,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检验其存在与否,可研究结果莫衷一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来,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研究结论多倾向于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但关于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问题,李实(2011)认为中国现有的经验数据并不足以支撑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一些学者也持同样观点,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3.对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对策研究

  学界一致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关系调整。首先,必须理顺收入分配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行业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其次,基于上述两部分内容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有关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治理措施,对采取以下措施基本达成一致,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监管垄断收益分配,完善个人所得税、转移支付等财税政策,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治理腐败与权力寻租,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

  4.简要评述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关于收入分配问题还应深入研究以下内容:第一,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性。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永远不可能绝对平均,那么在某一特定收入差距中超出合理的分配差距的部分才是研究的重点,即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适度水平判定的研究。第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收入分配改革应以公平为归依,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行定量研究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探索收入分配公平性更恰当的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可能会成为研究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关键和难点。

  二、“十一五”期间陕西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果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人工成本信息发布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个人申报制和家庭财产实名制为基础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资决定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监管。陕西省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缓解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也为陕西省完成“十二五”规划中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 最低工资制度的健全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诞生于1993年,其目标是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目前人力资源部根据近年来物价上涨的实际情况,要求每年都要调整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第9次常务会议中通过了《陕西省最低工资规定》 ,并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2006年9月15日,陕西省又将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调整提高,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10月1日起执行。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工资区540元/月;二类工资区500元/月;三类工资区460元/月;四类工资区420元/月。

  2007年,为了解决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民生问题,保障低收入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和《陕西省最低工资规定》(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09号)的规定,对陕西省四个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提高,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2010年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了调整陕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2010) 。决定对陕西省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提高。

  此外,政府还加强了企业工资收入分配调控 ,继续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人工成本信息发布制度,引导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促使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随着经济效益的增长逐步提高。

  2. 社会保障体系的提高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投入增长机制,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1)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陕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以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中心,在“十一五”期间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陕西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从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向多种所有制从业人员扩展,将符合参保条件的企业及其职工和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数逐年增长。2010年,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450万人。

  (2)强化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十一五”期间,陕西省继续加强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监管,规范了运作程序,提高管理水平。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基本养老金实现社会化发放,确保了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较好地保障了广大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2006年,陕西省大幅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企业退职人员退职生活费每人每月不低于400元。2009年再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到“十一五”收官的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标准在人均1206元的基础上又提高10%,达到了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3)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农村养老保险建设方面,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保障水平适度、缴费方式灵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形成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

  (4)继续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社会医疗救助为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将混合所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政策,扩大参保范围。

  (5)改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水平。增加了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的投入,提高城市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加强贫困残疾人生活保障。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的同时,又完善了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3. 居民收入的增加

  “十一五”期间,在一系列政策与制度的相继实施下,陕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陕西省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和差距如图1所示: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增长速度并不显著。可以看出,陕西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大幅度的扩大趋势。

  4.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陕西省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其中覆盖了两类人员:一类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另一类是尚有一定收入,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了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费用的补贴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的政策。通过建立补贴联动机制,不断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通过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及时灵活应对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影响 。这一政策的实施,有效避免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基本生活费用上涨而降低。

  三、陕西省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陕西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各方面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人均消费不断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改善。陕西省地处西北内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区自然禀赋差距较大。陕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关中发挥科技和制造优势,建设成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陕南充分发挥自然环镜优美、生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三个地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经济社会都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各地区经济以及人均收入快速上升的同时,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收入差距尤为明显,且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居民收入已明显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两极化。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配秩序较为混乱;分配格局不合理,地方财政扭曲等。

  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收入比”持续上升。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农民收入增长源有限。在缺乏乡镇企业的农村中,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收益低,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第二,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教育成本的投资无疑是收入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数据显示,与以往相比,农村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在同一时期对教育的投入有巨大的差距。总而言之,农村收入增长的动力机制较弱,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加之在制度的影响下,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见表1、表2)。    

   

  从陕西省的“基尼系数”看(见表3),2010年收入分配差距是愈来愈大,相较于2007年、2008年、2009年有了更明显的两极分化。  

 

  2.行业、地区收入差距拉大

  (1)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

  第一,国有企业无偿或低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凭借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可长期获得比其他行业高出许多的垄断利润,侵占了其他非垄断行业劳动者或消费者的部分利益。第二,公务员工资与企业职工工资差距拉大。这样势必会造成如下循环扭曲的“俸禄”导致扭曲的税收;扭曲的税收导致扭曲的分配;扭曲的分配导致扭曲的经济结构。第三,资本增值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不成比例。金融行业畸形发展,而制造业利润率偏低,工资收入较低。

  (2)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

  陕西省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促使各个区域发展不同的工业和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各个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也不尽相同。陕北丰富的煤气资源使得能源化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贡献快速增加,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关中较好的水土资源,主要以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主;而陕南主要以山区为主,地理环境较复杂,重点发展种植业和旅游业,经济一直处于缓慢发展中,与陕北、关中的差距日益拉大。由于以上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区域间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差异。

  3.地方财政扭曲,造成社会分配失衡

  我们认为,地方财政扭曲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陕西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由于分税制的“残酷利益分割”,地方财政的收入不能仅靠卖地和发行地方债券,如此创收不具有持续性,会留下社会隐患。卖地财政,首先造成的是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由于出让土地从时间上看是50~70年不等,因此,出让土地收入实际是将未来50~70年的土地收益在一年中收上来;其次,卖地财政,是促使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宏观调控博弈的最主要的动机,也是多占及浪费土地和投资过热的深层原因;最后,卖地财政推高了地价和房价,侵蚀了农民和城镇购房居民的利益。

  4.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

  分配秩序混乱可以概括为“侵权、不公、无序、繁多、失范、非法”十二个字。稍微展开来讲,所谓“侵权”是指部分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薪酬权益;“不公”是指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普遍;“无序”是指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繁多”是指部分用人单位工资制度外收入多,灰色收入多;“失范”是指一些要素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是指社会上各种非法收入如制假贩假、行贿受贿等收入比较多见。

  随着陕西省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现象,助长了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趋势。分配秩序混乱主要表现:一是一些地方、行业、单位自行设立津贴、补贴及福利项目。这些工资以外的收入名目很多,而且大多是按人头发放,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二是一些垄断行业中的普通职工,其收入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甚至高于其他行业的技术人员收入,这不仅扭曲了劳动力的价格,而且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三是有些国有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又远低于其相应层次市场的价格,导致一些人追求职务消费;四是资金渠道过多、过滥,一部分国有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超额利润,但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把通过财政以外渠道获得的资金也转化为职工收入,造成不同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五是社会上一些利益群体,在经济发展中,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人员身份优势以及对政策制定、舆论宣传等影响力获得了巨额利润和不合理收入,影响了合理收入分配。

  5. 收入分配不公正

  收入分配不公正是指社会成员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地位不平等、机会不均等、分配标准不平等以及分配结果不公平。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国家、企业、居民三者收入之间的不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不公。2011年及以前陕西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从总量看,政府、企业、居民最终收入均大幅提高;从初次分配结果看,呈现出“两降一升”的态势,即政府和居民的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从再分配结果看,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比重表现为“一个增加,两个减少”。“一个增加”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后,收入比重明显增加。“两个减少”是指企业和居民收入通过再分配后,比重明显减少。对比全国国民收入平均水平,陕西省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两个比重”明显偏低。一个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偏低,另一个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明显偏低。

  四、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建议

  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城乡、地区、行业、群体收入之间差距持续扩大,分配秩序混乱状况未有好转。“十二五”期间也是我国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在转型时期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事关陕西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当前陕西省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的收入,调控部分垄断性行业和部分企业高管过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陕西省在正确的收入分配理念下,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积极推进地方财政改革及地方税收改革。在经济调整中消除收入差距形成的因素,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率。

  1.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牵扯到社会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政府是主导力量。就陕西省而言,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在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发展态势的同时,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偏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旧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认为,陕西省应继续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点加强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人财物管理使用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首先,严格规范行政支出。过大的、不合理的行政支出成为了陕西省政府转型的突出问题。相关数据表明,行政支出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心。其次,应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最后,应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内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改进财政预算报表,使之易看易懂,以便于人大代表审核财政预算支出。

  2.建立公正的分配秩序

  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化程度低,价值规律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未能很好体现,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与所得不相匹配,国家、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次序以及在分配中所获得的比重都存在不合理部分。对因权利、资本等因素的不对等造成经济和社会扭曲的改革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径之一。

  首先,应规范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据数据统计,陕西省2008年有515个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就有119个,工业总值占到全部总产值的74%。 在这些国有企业中,很多都处于垄断地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它行业的2~3倍,外加工资外的各项福利差距可达5~10倍之间 。对陕西而言,陕北、陕南、关中的资源禀赋不一,陕北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几年人均收入快速提高,各种社会福利不断提升。国有企业以资源为依托或是以一种政府权利为依托获得利润,而这并非全是这些行业的企业和劳动者通过技术进步或经营管理改善而提高的利润。作为一个地方的资源,除了惠及当地外,更应该是全社会的居民的一种收益。因此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同等的环境下竞争。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归全体国民所有,将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作为社保基金注入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金之中,不仅可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而且能够增加更多中低等收入者的福利。  

  其次,深化公务员工资的“双轨制”改革。公务员享受终身待遇,退休后由政府拨款支付退休金。而企业职工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是两种形式一致、实质相差甚远的制度,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公务员的非货币性收入是公务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应尽可能地将公务员的非货币收入转化为货币收入,使得公务员的收入合理化、透明化。在确定企业职工的工资及福利水平上,确定国有企业以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全社会的收入以努力程度和努力结果为标准进行分配。

  再次,严控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我国正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法律尚不健全,制度不尽完备,获得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陕西省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也并不例外。王小鲁根据调查报告测算出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而且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通过进行私下交易,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各种非法行为,使得部分群体获得高额利润。特别是一些单位领导利用手中职权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获得巨额非法收入。因此应强化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和威慑作用来维护社会公平。

  最后,积极推进税制的调整,实现真正公平税赋。公平税赋的精髓在于:不劳动者不得食。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40%以上来自于工薪阶层。因此应以简税、宽税、低税为原则,加快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完善资本和利得的征税制度。任何关于资产的赋税,其前提条件都是资产透明。资产透明,必然涉及资产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公民财产透明的基础上征收个人资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实现社会财富的水平转移支付,从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和谐社会。陕西省可借鉴“重庆模式”的做法,积极推进个人资产税(如:房产税)的征收。调整分配结构,核心在压缩资本利得。压缩资本利得,必须增加资本利得税赋,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是必须增加资本利得税赋。对于税率和级距的调整,重点应当是减轻或者免除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低税率政策,从根本上提高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3.重视再分配和第三、第四次分配

  由于税制的不健全,国家税收严重流失,从而加大收入差距,因此健全税收政策,应该作为当前工作的重心。自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来,陕西农民收入的增加已初见成效,但今后农业的继续发展还需要政府给予相当大的政策倾斜,要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管,同时要确保该项收入能够最终补偿给失地农民。陕西省应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增加资本利得税赋。资本利得税赋,包含多种税赋形式,各种投资所得均可收税。例如,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投资所得均可征税。各种占用资本(持有资产)行为均可征税。例如,房产税等。在初次分配重视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重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促进捐赠活动的开展,使财富在全社会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

  4.实现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均等化,提高农民收入

  (1)城镇居民因为获得的基础设施比农民多得多,因此,他们在除工资收入外比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信息,而农民要取得相同的资源却要付出更多的制度成本。因此,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均等的机会,也为缩小收入分配提供了可能性。

  (2)制定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政策,严格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总体原则。把龙头企业建设放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首要位置;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模式,通过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使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好处,进而增加收入。

  五、结语

  在社会主义社会,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社会管理及社会经济研究中的永恒主题。在遏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践中,政府应该通过调控手段,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体现社会公平与和谐。陕西省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在“十一五”期间成果颇丰。但毋庸置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同时又面临着金融危机深化、社会各阶层矛盾丛生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在“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应迎难而上,继续深入优化分配结构。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也是使陕西省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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