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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平 李一鸣:论政府在消费主导中的职责担当

作者: 王和平 李一鸣   时间: 2013-01-03    已有人阅读过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无疑是强调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1]但这里的生产决定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充满了辩证法的灵光。消费对于生产也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它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的根本保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消费日益在这对辩证的相互作用的矛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消费的最终实现成为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我国消费水平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当经济发展跨越某一阶段、居民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从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零售、汽车等行业被激发;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将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住房、保险、旅游业全面启动,居民的消费类型、消费行为也会发生重大的转变。”[2]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消费类型和消费率正面临着结构性改变的机遇。但是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居民消费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消费规模不大,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表现出来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首先,我国消费与GDP总量相比规模较小,消费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增长较为缓慢。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16314.4亿元、265810.3亿元、314045.4亿元、340506.9亿元和397983亿元;同期居民消费支出分别为82103.5亿元、95609.8亿元、110594.5亿元、121129.9亿元和156998亿元,居民消费支出所占GDP比重分别为38.0%36.0%35.2%35.6%39.4%。我国居民消费率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但停留在较低水平,而且一度出现下降趋势。而同期高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7.5%,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究其原因,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主要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一般较高;高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旺盛,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得主要动力,如美国的居民消费率维持在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城镇化加快、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居民消费一般维持在较低水平。尽管如此,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费总体规模与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对称。

  其次,我国的消费结构不尽合理,享受型、发展型消费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有失平衡。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一是在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占有较大比重,而用于享受和自身发展的消费支出不足。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比上年增长9.8%,其中人均居住支出1332元、人均食品支出4805元。值得一提的是“人均居住支出1332元”即“人均每月居住支出111元”这一数据曾引起公众的广泛讨论,大多认为该数据与公众关于住房难的切身体会不相符合。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员后来解释:“人均居住月支出111元”是租房户和自有住房户的居住支出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数据粗略计算,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居住的实际支出(包括住户调查口径的居住支出和一部分购房支出,不包括虚拟支出)已超过8162元,也就是每人每月支出680元以上,约合每户1958/月”[3]。二是在居民消费支出的横向对比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呈现出一定差距,城镇消费率比农村消费率高,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消费率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9年的10年间,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维持在1:3.7左右。

  最后,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由2000年的65.1%下降为45.4%;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上升为95.2%;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0.6%,下拉GDP3.7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这是我国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的真实写照。

  当前我国消费水平现状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因素繁多,但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高,造成居民收入有限和收入增长缓慢;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由此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前者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并呈不断下降趋势等等。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收入是消费之源,收入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倾向和消费动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升至0.49,逼近国际公认的危机线0.5。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居民消费层次不均衡。二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存钱养老”成为我国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趋势。近几年,我国不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但是在保障层次和水平等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保障范围、保障层次和保障水平都有一定差距。三是在公共产品方面,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具有公共或准公共性质的产品都不同程度地走向市场化,原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被推向市场,居民不得不自己埋单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由此挤占了居民消费的其他支出,消费倾向被残酷的生存现实所遏制。

  二、建构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通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继续保持了经济向前发展的态势。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国内外的客观现实促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亟需转变,要求投资、国内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齐驱并进,积极构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4]

  首先,长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也不太现实。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加大生产性投资满足消费需求,以及为了满足城镇化进程而实施的建设性投入,以此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目前看来是极其正常的发展途径。而实践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推行“四万亿计划”,是我国为抵抗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作出的正确抉择。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经济发展趋于稳定,要彻底解决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决不仅仅是继续增加投入的问题,而是亟需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2009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9.0%上升为95.2%,最终拉动GDP增长8.7个百分点,是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长期的大规模投入,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也有可能带来资产泡沫、生产力过剩等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投资与消费的这一结构性矛盾,只能是实现消费主导前提下的与投资相协调平衡的发展模式转变。

  其次,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我国依靠外需(净出口)支撑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2008年以来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以及当前西方各国较为普遍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间贸易摩擦频仍,不少国家纷纷将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对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遭遇到瓶颈。仅以2010年为例,据国家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起,是20097起的1.6倍,立案数量为近四年来最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调查总数与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由此不难理解,在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贸易壁垒围堵的前提下,20052009年的5年间,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直线下滑趋势,2009年探底至-40.6%,下拉GDP增长3.7个百分点。为了维持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稳定对外出口的同时,在“十二五”期间争取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大力提升内需能力、扩大国内居民消费成为重大战略任务。

  最后,从居民消费需求、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来看,我国建构消费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条件已经基本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明显。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开始日益明晰和旺盛,这为增强内需驱动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如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家电汽车下乡、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等,对扩大消费起到了很好的鼓励和导向作用,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提升。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506.9亿元,人均GDP25575元。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消费主要是生存型消费支出,30多年后的今天即将逐步迈入以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为主。

  三、政府在消费主导趋势下的职责担当

  建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二五”时期的战略任务。政府作为经济建设发展的主导者,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具有极其重要的职责担当。

  第一,建构消费主导发展新模式需要政府转变理念,摒弃陈旧的经济发展理念和错误的政绩观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在投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唯GDP论”、“政绩工程”以及“形象工程”等论调甚嚣尘上,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同时也是地方政府为了博取政绩,以大项目、大投资、大工程、大建设为导向,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强劲有力的投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打动了经济数据的增长,但这种投入是难以持续的,而且由此很有可能带来的问题是生产力过剩、经济结构失衡、遏制有效消费等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乃至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局,政府是其间的始作俑者。建构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促进消费和投资相协调共同推进经济发展,首先就需要政府从思想观念方面,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之辩证关系,摒弃“唯GDP论”的错误导向,杜绝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实施的一些政绩工程。

  第二,消费主导模式的确立亟需政府着手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解决分配过程中的分配不公、分配失衡、两极分化等问题,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居民收入有限以及收入呈现出来的两极分化,是束缚有效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老百姓手中没有多余的钱,消费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对此,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尽快解决当前比较普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总体状况呈现出高、中、低三个层次,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这就要求政府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合理调节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其具体措施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鼓励就业创业,切实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和提升收入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就业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和落实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完善再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加强对失业者的救助和社会保障等等。二是深入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力收入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型增长趋势,大量廉价劳动力成本成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由此而导致了创新力的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缺乏。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不但要鼓励创新,提高竞争力,而且要从优化人力资源入手,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三是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技能培训等多方面保障就业和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劳动力素质不高是当前束缚就业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就业是收入之源,只有促进就业,才能在收入上有所保障,这是增收的关键所在。为此,政府要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大技术培训;要为低收入家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给予更优惠的创业政策;加强教育投入,增强增收能力;加大社会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住房等保险的范围和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

  第三,进一步扩大消费有赖于政府进行消费制度改革和消费环境优化,为居民消费的市场行为提供完善的基本保障。假冒伪劣盛行、消费环境恶化,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经济正常增长,更为现实的是不利于消费主导的形成。建立健全消费制度、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是建构消费主导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政府有必要从经济管理和市场监督等基本职能出发,逐步完善消费制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消费主导的营建提供必要条件。

  第四,政府还必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为居民满足消费诉求解除后顾之忧。居民消费信心的树立,除了收入方面的限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存在不少顾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支出有限,保障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来准备应付这些不确定的支出,因此而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消费支出。一是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要统筹城乡发展,特别是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提升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二是加大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针对中下层群众的消费需求,大力提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产品的供给。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  

[2] 刘进军,伏竹君. 试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J]. 甘肃社会科学,2009(6).  

[3] 郑学工. 统计是一门科学:一个统计人对人均111元居住支出的思考[EB/OL]. 国家统计局网站.  

[4] 迟福林. 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机遇不能错失[N]. 北京日报,2009-11-23.  

[5] 王和平. 收入公平分配的政府职责及其定位[J]. 重庆社会科学,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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