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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之路

—— 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之三

作者: 张娟 甘露 马振涛 符莉   时间: 2013-01-16    已有人阅读过

  一、理顺要素价格,消除价格扭曲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
    1.发挥市场在理顺要素价格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提出,收入分配政策要与生产要素市场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政府能够做的不是对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决定过程直接干预,而是在全局考虑下,及时修正生产要素市场中的价格扭曲。例如,政府应通过信贷政策创新,鼓励银行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大信贷支持,同时给予税收优惠支持,以此增加就业,改变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样,劳动力价格就会随着经济增长逐步向上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教授认为,要素价格不合理,一定会通过收入分配问题表现出来。收入分配受制于要素市场定价机制。我国现阶段的要素价格市场是扭曲的,主要体现在地价高昂、工资低廉、利率畸高。解决这些问题重在打破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机制,理顺包括劳动在内的要素价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提高消费率的主要途径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两个重要途径是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和依靠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2.加快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是一个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机制,但真正发挥谈判的作用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建议加快小企业内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由行业工会或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代表小企业员工与小企业雇主组织进行行业性或区域性劳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海南省人大副主任、海南省总工会主席符兴就工资集体协调机制建设提了四个建议:一是党政主导、劳动关系三方合力推动。二是区别情况、分类指导,促进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三是统筹兼顾、劳资双赢,坚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统一。现在企业面临的困难不少,但相对而言,职工群众困难更多一些,即劳资双方总体是劳弱资强,因此首先要向劳方倾斜,但也要兼顾企业的利益,千万不能让企业负担过重,造成经营不下去甚至破产,否则劳资俱损。四是完善机制,重在长效。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本质上是要在劳资双方建立起双方利益共享机制,这主要依靠四个具体制度来实现:劳资共决,不能由老板单方拍板企业工资;最低工资,凡用工就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保障,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正常增长,职工工资跟着企业效益走,水涨船浮。

  挪威特隆郝姆大学经济系教授古纳尔·巴尔德森认为,劳资协商三方机制是北欧经济模式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实践证明,完善的劳资协商机制可有效保障劳动者报酬占比。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龙·科文格认为,完善的劳资协商三方机制创造了追求公平、社会信任度高的北欧模式,重要条件是工会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通过中央层级的工资协商谈判,劳动者收入可以有效地得到保障。

  3.深化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以公益性为目标配置国有资本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要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一方面加大国有资本分红力度,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每年就有1万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资本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破解既得利益集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高管工资待遇制度。

  苏海南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重中之重是发展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和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收入:一是改善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二是进一步减轻小企业税费负担;三是促进提升小企业竞争力和员工的素质;四是逐步健全小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建立员工工资增长机制。

  4.明晰产权、保护产权,加强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建设

  迟福林指出,要推进以农民土地权利为重点的财产权制度建设。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财产性收入差距。20052010年的5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从2.21扩大到2.61,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需要尽快承认与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教授常修泽认为,分配的要害在于产权。土地产权、资源产权的缺失,以及国有垄断行业产权的不明晰,是产生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根源。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明晰和保护产权,加快要素价格改革是重要前提。通过产权的清晰界定、合理配置,科学定价和有效保护,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建立和健全资源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认为,收入分配问题要从权利的角度看。第一,中国目前的分配问题主要在财富领域,不在收入领域;第二,城乡收入差距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未成为收益性的资产;第三,收入分配面临很多收入分配之外的问题,如分配秩序不公等,但注意力仍然应当集中在财产上。

  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1.中国面临的不是高福利陷阱,而是低福利危机

  迟福林认为,与欧洲相比,中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第一,公共产品短缺是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第二,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新阶段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到位高度关联。第三,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影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常修泽提出,在再分配上,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欧债危机有高福利的因素,但中国不是希腊,面临的不是高福利的问题。“高福利”陷阱对我们来说还是奢谈。但欧债危机的重要启示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太急,不能太泛。

  2.加大社会投资,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促消费的有机结合

  迟福林认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挑战,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未来几年更重要的是以社会投资为重点保增长,以此为中长期的消费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一是以调结构为目标,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二是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

  3.加快农民工公平分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宋晓梧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路和方向不是划出所谓的“农民工”群体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而是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使农民工成为历史:第一,真正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第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第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攻克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的难题;第五,实行城乡统筹规划。

  迟福林认为,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提出,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尽快提速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户口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全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党国英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全面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可以按照“保障公平、兼顾效率、维护稳定”原则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提出,要求加快城镇化,优化城市形态和布局,完善城市经济功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城市带动能力。

  三、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1.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于结构性减税。目前百亿元的减税力度不够,结构性减税的规模要达到35千亿元,才能真正看到效果。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该更多地增加地方政府支配收入的比重。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领域的许多乱象,都程度不同地与现行财税体制直接相关。例如,地方税制体系缺失,使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积极性有余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积极性不足。当前,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且推进相关的结构性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的共识,问题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2.重在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

  苏海南提出,进一步减轻小企业税费负担,首先要继续执行和延长现行对小企业减免税负的有关政策;其次应专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减免小企业税负问题,比如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税基,扩大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形式;根据小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不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等;再次应清理各种收费项目,减轻小企业负担。

  周天勇认为,要避免“就业陷阱”,需要加大减免税收,清理收费,降低社保费率等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服务业和小微企业,扩大就业。

  3.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以房地产税为重点的财产税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认为,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首先应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提高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第二,完善扣除制度,减轻低收入者负担;第三,完善累进税率制度,调节收入差距;第四,推广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堵塞税收漏洞。与此同时,要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

  周天勇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与财富分布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产税和财产税等再分配体制基本上没有形成。建议开征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

  4.着眼于缩小城乡差距,建立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体制

  宋洪远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第一,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第二,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调整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第三,强化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义务和责任。第四,改革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和方式,健全“三农”投入长效机制。

  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雷宝提出,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加强建设农村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

  四、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

  1.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认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应强化政府的责任,特别是要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的责任。

  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爱斯潘·赛冷提出,从挪威经验看,实现民富优先和公共富裕,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纳·特斯理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与减贫、就业联系在一起。政府应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及其财政支出,推进经济均衡发展,建立战略清晰、次序明确的国家预算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商业和私人部门,促进就业。

  2.进一步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迟福林认为,通过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关系调整,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例如:健全信息公开、听证、检举等公共参与制度;建立各类群体与政府、公共领域的沟通渠道,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协调的主渠道;吸收不同群体代表加入各类公共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保证其话语权和参与权。

  党国英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在全国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在全国范围里消除社会治理的二元体制,把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干预,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

  3.推进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的基础制度建设

  迟福林认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解决分配不公,迫切要求尽快建立财产向全社会公开的制度,并先从官员做起。这件事情,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而是改革决心和魄力的问题。

  阿纳·特斯理指出,建立高效、透明的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是挪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挪威的财产登记非常完善,登记的数字以及由此测算的个人每年应交的税额,都非常准确;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交税情况都是公开透明的。

  李实、宋立、苏海南等专家强调,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促进公平,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应加强规范灰色收入和打击非法收入,出台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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