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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序

  时间:2010-11-27   浏览次数:0

当今世界在总体和平中局部性动荡不安,当今中国在总体稳定中也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认同与反抗作为一种分析理路也因此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以认同与反抗为主题的著作。
  本书以中国农民的反抗与认同为研究对象。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世界无与伦比的现象:一是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据称直到19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GDP最多的国家;二是传统整体国家的统合能力无与伦比,早在2000多年前就构造了整体性国家;三是中国农民反抗的规模和频度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而这三者之间必然有内在的关联。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产生了一家一户生产的自耕农,或者为小农,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也开创了农民大规模反抗的历史。
  与西欧社会的依附性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是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小农。小农的特点是人身自由、自给自足,伴随的是力量单薄、弱小。早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我就概括了中国传统农民在政治态度上的两极化特点:逆来顺受与官逼民反。在世界上,很难找出有中国农民那样极具忍耐心的农民,“忍”字头上一把刀;同时也很难找到有中国农民那样极具反抗精神,“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而反抗呢 是生存!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生存文明。受自然的制约,农民的生存条件十分简单。他们的最高愿望是使生命能够得到延续,包括自我生命和个体生命的繁衍。“吃”和“生”是中国农民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吃饱饭,使生命得以延续,是国人“天大”的事。正如马斯洛所说:“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也得服从农民心目中的“天”。生存,是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点。农民遇天灾人祸,没有“饭”吃,必然会“反”;遇“苛政猛如虎”,被逼无路,也不得不反。临界点就是生存。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面临的局势是继续行走在服役的路因误时必死无疑,造反也可能是一条死路,其选择的结果是不如造反。这就是农民的生存理性。
  农民的生存理性可以说是支配中国农民行为的基点。这种理性是环境所然。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了农民这一理性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更确切地说是对生存的渴求而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之中,农业和农村是工业积累的源泉。尽管农民是新政权的依靠力量,但他们也受到了结构性伤害――为成就工业化大局而贡献,牺牲其相当部分利益。如统购统销、农业税、户籍制将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利益受损。特别是由于“天灾人祸”,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惨况。农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也迅速流失。正因为如此,农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不能充分满足其利益要求的政策和体制进行创造性“反抗”,这种体制性突破最终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支配农民这一行为的,仍然是农民的生存理性。彭正德的著作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对这一期间的农民反抗与认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该著作围绕“生存”这一主题展开,分析了农民反抗与认同的根源――基于生存,提出了农民的生存政治学,由此将论文从个案材料层面提升到学理研究层面。读者既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信息,更可以得到理论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解决了“天”大的问题――吃饭问题,一般农民的生存已不是基本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多,反抗与认同仍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没有论及,但我觉得正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农民没有饭吃,要反,有了饭吃,为什么还要反呢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何以大量存在 群体性事件为何频频发生 这需要进一步理解农民的理性。
  理性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环境的产物。农民的生存理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生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理、生命意义上生存,是个体的存在;一是生活、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是个体的存在质量。传统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是第一个层面,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他们认同与反抗的基准。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绝对贫困、物质匮乏、民不聊生,采用的反抗方式往往也是极其强烈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生存理性已由第一个层面向第二个层面跃迁。他们面临的主要是相对贫困、权利匮乏、城乡差距、期望和能力的冲突等,由此滋生出不满情绪。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他们能吃上肉是巨大的进步,当他们吃上肉后提出进一步要求,否则会骂娘,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此就为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免于农民对物质匮乏的恐惧,更要着力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使他们能够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从而建构农民新的政治认同。当农民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国民存在,他们更多的是对国家的认同而不是一味的反抗。而这正是当下执政党和政府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学术界有待探讨的问题,期待本书的作者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者是刚硕士生毕业在高校任教的青年老师。他与他的直接指导老师――于建嵘同是极具反抗精神的湖南同乡,同出一所极具反抗精神的高校。他选择这一题目做研究,我以为与其个体生命和所在环境相关。近代以来,“湘人好反”,天下闻名。百多年来,为何湘人好反,盛产革命家 为何在盛产革命家的地方,又大量生产和再生产着革命的对象 同样姓曾,百多年前的曾国藩是一代儒帅;而本世纪的曾姓纪委书记却犯下杀头之罪 这都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或者一篇学位论文,甚至几部著作能够说清楚的。所以,在作者就读期间,我反复告诫要重理性分析、重实证调查。这两个方面看来作者都注意到了,为此也下了很大功夫,克服了诸多困难。他写博士学位期间,正值妻子怀孕生子,自己还得担任教师工作,只能挤出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当然,如果时间更充分一些,其博士学位论文的资料可以更翔实一些,研究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
  学无止境。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其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他在以优秀成绩获得学位以后,他以同样的选题很快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作者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2009年7月22日观看数百年难遇的日全食之时于武汉“闲心斋”

来源:《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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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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