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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栓喜:中国增长转型与全面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 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综述(1)

  时间: 2013-11-16    已有人阅读过

    2013年11月1日~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了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尼日利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1.经济转型处于重要关口,改革需要解决GDP挂帅问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森指出,国际经济经历五年的危机后缓慢复苏,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调整转型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内部需求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正在积聚,通胀成为必须长期面对的压力,各国采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已经走到极限,本身不可持续,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指望外部需求的再次迅速繁荣,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重点是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从加工型转向创新型。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是客观经济规律、也是自身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过去长期GDP挂帅,造成很多问题。现在主动采取措施,逐步把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下来,以便有充裕的财力空间、政策空间来应对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大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性改革,远近兼顾来解决GDP挂帅问题。

  2. 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 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瓶颈,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虽然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由于有着人口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有着13亿人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0年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问题在于,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与改革的突破。

  3.改革重在为发展寻求新的动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指出,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接近极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需要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动力。新的动力主要是两个: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新的发展动力。

  二、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五位一体”改革

  1.改变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指出,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第一,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第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第三,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2.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理顺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地方政府竞争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为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现在要看到地方政府的竞争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新阶段改革要在四个方面破题: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尽快取消地方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二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应把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出去;四是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

  3. 推动“五位一体”的包容性改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经济改革要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破除垄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等;政治改革要围绕“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改革等;社会改革要围绕“社会共生”,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组织改革等;文化领域的“包容性改革”,深层次的是“文明交融”问题,要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要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体系。

  三、确立开放新目标,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深化开放

  1.对外开放也到了一个历史新起点。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研究员王志乐指出,中国成功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吸纳全球资源最多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大国。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国以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了全球的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和平崛起的新篇章。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的话,就会继1979、1992和2001年三次开放与改革之后,迎来更大范围的开放与更深刻的改革。

  2.形成对外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研究员指出,如果能够在对外开放中选择若干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大胆开展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减少试错、少走弯路,而且可以较小的代价破除国内的改革“顽疾”。最近我国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多重意义:一是主动进行开放;二是重在政策创新,如不搞政策“洼地”,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审批制度改革、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等;三是典型经验示范,这个试验区不像深圳特区、浦东特区,是中国(上海)试验区;四是建立倒逼机制,通过上海的改革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改革。

  3.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文敬认为,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但新兴经济体在未来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止步。近三年半来,区域贸易的协定增加了113个,增长了24.5%。他认为,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力量的崛起,将会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格局,金砖国家内部合作发展的潜力巨大。他建议:第一,金砖国家至少应当建立一个秘书处,协调日常工作,使目标更加具体化,工作常态化;第二,加快成立金砖国家金融机构,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等;第三,签订自贸协议,加快启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

  4. 以互连互通促进亚洲经济体的发展。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郭濂认为,中国参与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促进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促进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促进亚洲贸易自由化具有较大影响。互联互通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基础设施,二是标准,三是人文。当务之急是理清各方支持的项目清单和实施方案,并创新互联互通的模式。

  四、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1. 改革最关键的是政府改革。高尚全[CX]指出,政府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些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创新的原动力,世界上的大企业都是从微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一定要从政府改革入手,才能通过体制制度和技术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高尚全强调,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制度环境的职能。一是要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要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实现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社会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国际经验表明,靠计划经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缺乏效率的,必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必须转变为市场服务的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深圳大学副校长陶一桃认为,政府改革不仅是转变职能的问题,更是政府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个真正的政府:要从一个权威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投资政府向财政政府转变。

  2.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病结”所在。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他认为,这些年逐步形成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同时,也开始形成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两大失衡:中央、地方事权与财力的失衡、大中小城镇财力资源配置的失衡。解决这两大失衡,需要中央地方关系的导向由经济总量转向公共服务,并以此作为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把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作为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力,由此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回归。他建议把推动农地物权化改革作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

  3. 以政府改革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既得利益是指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所获取的巨额利益。第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战胜既得利益:第一,既得利益成为阻挠改革的最大危险;第二,政府过多干预与垄断是既得利益形成的两个重要条件;第三,破解既得利益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

  他指出,要重新构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是减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过多干预,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第二,改革国有垄断行业。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要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确立国有资本在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第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第四,要从根本上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蔓延和泛滥。

  4.成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高尚全建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来看,需要尽快设立由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督查评估。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否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考虑到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名称不能没有,因为财经领导小组的名称难以包含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改革。

  迟福林指出,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但是,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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