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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时间: 2014-06-20    已有人阅读过

  提及改革双轨制,就不得不回溯双轨制的成因。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未选择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而是走上了一条政府干预与市场开放双轨并行的 渐进式改革道路。一方面给予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 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来,并且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活跃力量。林毅夫教授说:“这种转型方式的好 处是同时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中国没有出现像采取了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那样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大型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中国资本极端 短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国家不给予补贴,必然崩溃,带来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及政治的不稳定。 因此,国家采取了以市场要素、人为压低利率和概率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给予转型期补贴,使其得以继续经营,但是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带来一定的弊端,目 前中国社会的腐败、收入分配等问题都是舞动双轨制这把双刃剑的结果。”

  事实的确如林毅夫教授所言,这种双轨制令中国平稳渡过转型期, 并且以连续35年平均9.8%的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对于中国改革的质疑也从未停歇过,并且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蔓延至普通民众。制度公平与经济 增长究竟哪个更重要?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还能否再延续下去?国际学术界同样也对这种不彻底的改 革颇多点评。在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之际,关于中国改革开始下半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即缘起于此。

  作为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 学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并不认同对中国改革路径的这种观点:当苏联、东欧采取休克疗法时,中国不仅平稳度过了若干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的 经济危机,更实现了经济连续、高速的稳定增长,而且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均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存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 国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2003年,中国刚刚迈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3年,中国实现59.6万亿元的国内生产 总值,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800美元。历经35年,中国改变了资金极端短缺、资本极端短缺的局面,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的国 家。

  林毅夫教授指出:“当然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但是,平心而论,35年平均9.8%的增长,35年 6.8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辉煌成绩。为什么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依旧还有那么多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国崩溃论’总是不时涌现并 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从学术理论角度来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之路没有遵循20世纪80年代末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违背了许多经典理论所强调的原则,但 是被广泛接受的‘华盛顿共识’到底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这位新加坡首任总理、执政31年、广 受东西方社会赞誉的政治家回忆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这样提到:我想他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在我见到他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 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深水区风景很美,但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即使连发达国家也未见得能够畅行无 阻。以1978年的中国而言,历经“大跃进”运动、文革,国民经济岌岌可危,已经禁不起任何刮骨疗伤式的剧烈变革。“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目的是 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但关键问题在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并非是一张白纸去实现制度创新,过往的政府干预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有其存在的原 因,这些原因未消除前就放弃各种扭曲的结果可能与改革的目标相反。

  以1949年之后的“大跃进”运动为例,如周其仁教授针对城镇化的 论述所言,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必然会以发达国家为榜样,但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只是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发展的现状,没有看到其发 展到这一步沿袭了怎样的路径,更没有看到的是自身具备哪些能力、要素禀赋是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匹配。

  林毅夫教授评价这些资本密集型产 业之所以以国有企业的形态存在,是因为其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说:“用我的话讲是‘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为什么没有自生能力?因为资本 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的成本,而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价格一定比发达国家的资本价格昂贵得多。即使依靠国家动员把这些需要大量资本的企 业建立起来了,生产成本、经营成本还是会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如果没有国家主导的市场保护、补贴、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资源无偿分配到重工业,这些企业根本活不 下去。”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扭曲的制度又进一步在行政与经济层面造成了寻租空间,贪污腐败均以此为源头。目前能够在大银行贷到款、 在股票市场获准发行融到资的都是大型企业,中国股市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伊始,即以“协助国企脱困”为其政治任务,上市资格并非以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和增 长潜力为评判标准,而是以行业、地域为单位分配指标。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尚未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以大型银行和股市为主的金融体系下, 中国国民经济中创造70%的就业岗位、60%的经济总量的个体农户、小微企业及中型企业都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经营和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此外,那些能够融到资的企业所获得的资金价格也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些低于应有价格的资金即可以理解为国家对那些获得贷款指标或者上市指标的企业的补贴。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中,政府为扶持保护国有企业所做的种种“扭曲”其实都是国家收入的再分配,那些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贫困人群在补贴相对富裕人群的投资经营,进而导致差距 越来越大。林毅夫教授说:“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产生租和寻租的行为。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腐败、贪污、行贿,这些问题注定与双轨制所带来的 稳定和快速发展共生。”

  为什么休克疗法成了全球主流学界的共识?在理想的状态下,按照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当然是最优方案:投入可以 获得最大产出,同样,摒弃了一切扭曲也就意味着杜绝了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根据这种理论,当中国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选择时,就应该果断地把那些扭曲全部消除,一次到位,不留任何迂回腾挪的空间。否则这种空间就会造成更多人的寻租,造成更普遍的腐败现象、更加低效和不公平的资源配置。这些偏离了最优的后果无法避免。

  背离了最优,中国选择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道路。对已经获取了国家大量补贴和拥有金融资产特权的群体,继续实行保护补贴;放开那些中国具备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对新进入这些产业的群体执行全面市场化制度,并且创造有利条件鼓励这些相对处于劣势的企业发展。此种道路的成果显而易见,后果也是显著的。从奉行最优主义政策的理论角度,中国出现腐败、收入分配问题及社会公平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也正是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必然代价。

  林毅夫教授认为:“两相比较,中国双轨制的渐进式道路也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既然 预设了基于最优的‘华盛顿共识’的绝对正确,其他任何方式出了问题自然就是其他方式的不可为。同样因为这个预设,研究中国的转型道路就只会看到问题,而中国35年来取得的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以及市场经济推进的成果则被漠视、忽视甚至无视。道路是靠制度来保证的,所以连带地认为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林毅夫教 授指出,回应质疑,必须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才能说明为何中国转型的道路是正确的,以及保证道路的制度是有效的。

  对于大多数因为贫困而转型的国家来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都是国家发展的梦想,但按照完美市场理论按图索骥却终未能如愿。拉丁美洲国家的空心化、东欧国家自转型后一蹶不振、非洲至今依然拥有全球最多的贫困人口,即便是被视作休克疗法代表的俄罗斯在能源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状况也并不乐观,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的寡头经济、一年之内发钞量增加20倍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发达国家承诺的24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和60亿美元稳定卢布基金遥遥无期,凡之种种都成为俄 罗斯休克疗法的历史回忆。

  既然是全球主流学界的普遍共识,为什么休克疗法并不能给转型期国家带来承诺的繁荣,而是更多的苦难和危机? 首先,转型前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吸纳的大量劳动力会因为各种保护补贴的立即消除而在片刻之间产生大规模的失业,直接引发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等一系列危及国家 稳定的问题。而且,大多数转型国家仍视重工业为现代化的基石。林毅夫教授说:“从经济总量来讲,俄罗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从收入水平来讲,也只是一个 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没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高水平军工企业,俄罗斯今天不可能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国际地位,即使在实行了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以后仍然会给予各种更为隐蔽的保护和补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化体制下的寻租是否会更厉害?在国有体制下,厂长、经理作为国家雇员,要来的保护补贴顶多只能多吃,但不能多拿,多拿就是贪污。但私有化体制下,作为所有者把要来的补贴放在自己兜 里天经地义,所以私有化后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导致的后果就是更腐败的政府、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动荡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越发恶劣。”

  越过“华盛顿共识”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末,再向前追溯30年,“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同样面临着转型: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认为,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达到那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和发达国家 一样的产业--技术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

  “若干年内超英国,赶美国”是毛泽东于1958年前后提出的口号,之所以有此说法,是为回应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让中国主要工业品在15年内赶超英国。1958年,他又提出了较为著名的提 法“15年超英,20年赶美”,甚至更为大胆的“二三年赶超英国”等说法。超英赶美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经济全面衰退,步入三年困难时期。随后,毛泽东在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超英赶美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了100多年。回望历史固然沉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教训尤为深刻,但自那时起至今未及百年,中国实现了“超英”,以目前的发展态势推算,至2020年,中国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诚如林毅夫教授在阐述“新结构 经济学”时所强调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中国以不到70年的发展故事完美地阐释了“过程”。

  回顾过去,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和完备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中国和苏联“超英赶美”计划失败的原因,但同时期依旧有经济体确实在“二战”后的一片荒芜废墟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或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实现起飞、直到今天还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力量。研究这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就可以发 现它们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而不是五六十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界倡导的“进口替代”。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的机 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符合这些经济体当时的比较优势。随后,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与 1978年之后的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道路并无根本性差异。

  林毅夫教授说:“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在当时,它 们的道路也被认为是错误的,然而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改变。研究世界上贫困或者曾经贫困的国家的发展史,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参 照系,推行的结果最好的也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根据自己的状况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却往往被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反主流理论的政策并不一定能 成功,但就‘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而言,成功的案例都是在当时并不为主流学派所认可的。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自己所面临的机遇是什 么、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利用自己具备的有利条件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国家循序渐进、一步步发展。”

  拥有此种对历史、对世界、对自 身的正确认知,才会对中国所做的数次转型努力有客观的分析基础,尤其是在迅速、稳定地发展了35年之后,寻租、腐败和收入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产 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以理论创新来建立理论自信,才能对中 国在现阶段所选择的道路、所实行的制度的有效性形成正确的认识。无论实行哪种体制,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都是一个成功国家不可或缺的两只手。20世纪 50~7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的道路并不顺利;进入80年代转型期,同样也很少见真正转型成功的国家。为什么?前一阶段强调政府、偏废了市 场,后一阶段强调市场却忽视了政府,只有兼顾政府与市场,才可能成功发展和转型。

  但双轨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和体量增大而 日益突出: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税费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 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

  目前,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的水平,资金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符合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来说,过去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则是锦上添花。 中国已经具备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谈及改革,这是既得利益群体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林毅夫教授指出:“既得利益者是永远存在的,改革开放初期也有既得利益--当时始终得到国家保护的重工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简单而言,计算推进改革的利益和维持现状的成本总会有个基本判断:维持现状,腐败现象越来越 普遍、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稳定就会有问题;推进改革会有阵痛、会影响到一批既得利益者,但同时也给老百姓创造了利益,利益从原来的一部分人转移到了更广泛人群。为什么需要由政府做顶层设计?很多人认为既得利益使得决策层投鼠忌器,但我相信政府领导人总是有足够的自由度推进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社会 发展的成败在于领导人所推动的改革是否真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金融市场去除双轨制为例,林毅夫教授开出的药方是:利率市场化、发展债市、调整金融结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点就是要以市场价格配置资源,让资源流动到附加值高的企业或产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 年“两会”期间表示,存款利率在未来两年内也会放开。金融业是很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行业,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也必须对投机性行业贷款的流向和数量有所管制。

  发展债市让那些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可以不通过银行中介直接面对资金的供给者。但中国债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借助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司大举发行地方债,造成了 政府债高收益、低风险的现实,使得更多的钱通过债市转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而不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解决这种扭曲现象的方法是,让地方政府在发展 地方基础设施上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地方政府的债而不是投资平台的公司债来发行。

  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改革比利率放开更重要。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资金配置到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经济回报也最高的行业和企业。农业、小微企业和中型企业所从事的大多是资金回报率高、就业率高且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解决这些企业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大银行和中型银行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发展适合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 的中小银行,并去除投资这些中小银行必须由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不可逾越的要求。

  发展互联网金融道德风险的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解决方法是增加信息的拥有度、减少贷款风险。拥有大量信息的互联网网商让众筹和众贷变成可能,这种新模式会和现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竞争。中国应该 大胆尝试互联网金融,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但目前经济活动中散落着很多有用的信息,除了由互联网交易所产生的信息外,银行、民政等部门也拥有许多有用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技术集中在一起,对金融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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