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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也许是最后一站

  时间: 2014-06-20    已有人阅读过

  尽管学术生涯半生、著作颇丰,但林毅夫教授最看重的还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中,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旧体制的形成、发挥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选择了双轨制的路径,以及实行双轨制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逐步解决,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做到代价低、风险小、收获及时的全景式描述。

  2007年,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赴伦敦做“马歇尔讲座”。1946~2007年,共有60位学者登上了“马歇尔讲座”的讲台,这其中的14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在当时,这个来自剑桥大学的邀请被视作林毅夫教授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再进一步的标志。与1994年相比,这场著名演讲举行的时候,中国已然成功越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正处在新一轮景气周期中。《中国的奇迹》一书中预言的“中国奇迹”并非虚妄,也成了对比研究“二战”后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路径的现实案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全世界拖下了深水区,林毅夫教授来到风暴的中心--美国,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对的是全世界1/6人口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现实。林毅夫教授说:“走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我最大的感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通过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好一些,下一代生活得比这一代更好一些。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贡献所学,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尊敬。各国政府也都有共同的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到现在为止,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还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前两波的理论不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大产业,就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可是发展中国家具备的客观条件完全不一样。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二战’后至今70年间依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的失效--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之路还是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

  发展的确是一件成功系数不高的事情。盘点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到现在,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发展路径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第三个。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经济体则有13个,其中8个国家本身就与西欧接壤、和西欧发达工业经济体差距并不大,其余的5个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之外的另外200多个经济体几乎都还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中。林毅夫教授并不认为是这些国家没有进取的目标,更不是人民不努力,失败率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用中国一句古语来说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须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能简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也正是在世界银行就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反复思考的是,学术界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那么多遵从主流理论的国家在发展和转型的道路上都失败了,成功的却是结合现实、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的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又该做出怎样的调整?由此,有了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

  35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丰沛的劳动力资源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早在2010年,黄益平教授就明确提出“中国正在临近刘易斯拐点”,时至今日,中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还是相对短缺的,但和过去相比,资本已经丰富多了,相对丰富的资本则推动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

  林毅夫教授说:“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失败了,创业者和投资人必须承担所有成本和后果;如果成功则要面对大量模仿跟风者汹涌而至的现象,垄断利润也不见得享受得到。首先,中国讲‘先驱和先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回报之间是非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鼓励创新创业的人,推动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其次,先行企业的成功并非凭借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企业家个人之力实现不了道路、电力、海关、金融、法律等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最后,企业的成功必须要由产业集群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相当多的企业同时进入,单个企业家也没有能力决定其他人是不是愿意同时进入。有为政府的价值就在于此: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承担风险所付出的成本,协调不同的企业或由政府本身来完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软硬基础设施。”

  那么在比较优势从劳动力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又该如何实现呢?

  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再向前走的可能选择是向附加价值更高的微笑曲线两端:从生产向上和向下进入设计、品牌和营销领域。当然,也可以利用资本优势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充裕的地方。其实,伴随中国工资水平的提升,包括信息技术、消费品行业大型跨国公司早已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原先遍布欧美市场的“中国制造”,现在开始有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身影,此种现象曾引起媒体的集中报道、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也盛行一时。但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这些离开的生产线又纷纷回归中国。

  目前,中国13亿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约有1.5亿人,这就意味着在越南不到 9000万的人口中顶多能有1000万在制造业里。而仅制鞋一个产业就在中国吸纳了1900万劳动力,成衣和纺织业则是2000万。即使越南所有制造业的劳动力都聚焦在制鞋或者纺织,也无法完全消化中国一个行业的转移。容纳力之外,无力承接还表现在与生产配套的一系列相关产业上,换言之,1000万制鞋工人之外还需要数百万从事与鞋相关的周边产业的劳动,才有可能把一只鞋生产出来。

  林毅夫教授说:“所以唯一能够承接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口,不仅有大量年轻的劳动力,目前的工业化水平也很低,有点儿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形。并且就承接条件来看,非洲也是最好的,因为这里是目前全球工资水平最低的地方--工资成本优势是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因素。当然,非洲的基础设施差、政府效率低。但这还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是因为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了局部有利条件:短期内无法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就先从局部着手,办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园区里保障交通、电力这些基础设施。海关通关麻烦、政府效率低下,就在园区里搞一站式服务。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带动全国的发展致富。现在看,这些原来在特区和园区里的特事特办起到了引导全社会、辐射全社会的作用。如果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中国经验’,非洲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好的转移地,而且我认为非洲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终一站。”

  实际上,回顾全球若干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都曾是它们的支柱性产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早从纺织业开始了工业的现代化时代,随后是制鞋和纺织的下游产业--成衣。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发展,这些产业随后转移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甚至如今以银行业和制表这样极高附加值产业闻名的瑞士也曾经是纺织、制鞋的基地。如今,以制药和高等教育全球称霸的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建国之初更以纺织业极大地推动了年轻的美国的经济发展。“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承接了这些产业,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棒。历经30年,中国也遇到了产业升级与生产转移。林毅夫教授认为,在非洲承接中国转移的生产之后,当地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到了那个阶段,全世界就没有收入水平更低的地方了,但人们对于衣服和鞋这些产品的需求是永恒存在的,非洲也许是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

  2008年赴世界银行就任后,林毅夫教授出访的第一站就是非洲。自世界银行回到北京大学后出访的第一站还是非洲,同行的不仅有国家发展研究院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教授和学者,还有中国的企业家。卢锋教授对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显示:2003~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在较小的基数基础上持续上升,从不到5亿美元增长到191亿美元,年均增速50%。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非洲却有颇多质疑、责难甚至诋毁,比如“新殖民主义”或“软殖民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走进非洲”就成为一个考验智慧的问题。

  位于广东的华坚鞋业却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华坚鞋业是一家发达国家名牌女鞋的大型贴牌生产供货商,其创始人张华荣有“中国女鞋教父”之称。华坚鞋业于2011年年底在埃塞俄比亚建厂,2012年投产,至2012年年底投资规模超过了500万美元。这个并不算很大的投资项目在2013年登上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指出华坚鞋业的投资给埃塞俄比亚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有望带动该国制鞋行业的发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把华坚鞋业的投资看作国际资本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产业结构转型机遇的案例。《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与西方国家将非洲视作援助对象不同,中国将非洲看作商业合作的伙伴。卢锋教授在2013年年初访问埃塞俄比亚等东非三国时,听到当地人士的反馈也是“欢迎类似华坚的投资项目”。

  在以华坚鞋业为代表的这一轮投资非洲之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大致可分为三类:大宗商品资源类投资;基础设施(路桥电港)与公共设施(楼堂馆所)投资,主要是大型承包工程项目;针对当地市场的进口替代型制造业投资。对比前三种投资模式和华坚的投资,卢锋教授分析: “华坚代表了中国在非洲一种新的制造业投资类型,主要利用非洲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立足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投资,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制造业发展受本地原材料供应和当地市场规模限制较小,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非洲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为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另外,这类加工制造业加工贸易通常具有创造外汇的属性,有助于引资国克服国际收支逆差的困难,对促进本地特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创造外汇的能力在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工厂投产的第一年就得以显现:2012年华坚成为这个东非国家最大的出口企业,出口额占其皮革制品出口总额的57%,使其皮革制成品出口额翻番。很多能源矿产资源出口优势并不明显的非洲低收入国家在发展前期都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是它们保证经济快速增长面临的巨大挑战。华坚的故事对它们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从就业角度看,2013年12月,华坚在埃塞俄比亚雇用4000名工人,这些工人每月50美元左右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在当地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目前,华坚正在计划新的工业园区,建设制鞋业产业集群,届时雇用的工人将达3万人,对缓解引资国存在的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和城市失业劳动力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非洲的现状是,许多低收入国的农业人口占比达到70%~80%,农村中有大量渴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廉价年轻劳动力,扩大就业即是把低成本劳动力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力,这对大多数贫困非洲国家来说具有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同样极其缺乏资本,而资本又是其开展一切现代化经济活动的核心资源,出口导向型产业推动非洲诸国的国民经济朝着开放型经济方向发展,培养起一批熟练工人与管理人才。卢锋教授预言,非洲也将出现类似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家那样的“草根企业家”。

  对华坚这样的企业而言,以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00美元和埃塞俄比亚的平均月工资50美元相比,企业自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序转移到海外,技术、研发、物流管理等高附加值流程仍会留在中国国内,推动转移厂商的经营重心向高技术含量的设计和高附加值的品牌倾斜,有助于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面临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长期来看,符合历史规律的产业转移将帮助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被视作世界上经济学家所能拥有的最高位置,这个职位被赋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职责。作为历史上的第九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如何解释这种开创性?他认为正是中国极具说服力的从贫困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历程令全球看到了一种可能的新路径。世界银行于1944年成立至今,如果除去中国改革所减少的 6.8亿贫困人口,则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降反增。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从其起步至今的30余年间从未消失。去除其他因素,仅就学术而言,这种矛盾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林毅夫教授说:“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担任主管发展理论和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更多希望发展的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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