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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 林木   时间: 2014-06-20    已有人阅读过

  1994年,林毅夫教授出版了自己最满意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于2008年将其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固然并非易事,但能够把多位同样在各自研究领域声名赫赫的学者聚在一起,并且做出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其难度更甚于前者。

  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副院长、在博弈论领域有极高造诣的巫和懋教授回忆自己2006年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的情景:“我在台湾长大,很早之前我就明确未来总要回到大陆:终归学了一些东西,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教学生,总可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刚好林老师打电话邀请我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就来了。”

  不只巫和懋教授,林毅夫教授回忆起1994年邀请其他几位教授一起创业时的情形也谦虚地使用了“志同道合”这个词语:20世纪 80年代初不少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1992年在北大遇到回来给学生们上课的海闻教授,林毅 夫教授和他谈起一起办一个研究中心的事,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海南的一个研讨会上又遇到回国的易纲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不用太多言语,很快也敲定了一起在北大 “设立一个新单位”的想法。

  林毅夫教授说:“我们这代人亲身参与了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每个人都真正种过地、做过工,这些宝贵的经历使我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时代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到海外学习最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并且第一批回来做了很多和过去并不完全一样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又符合时代的需求。其实,我们这代人更大的共同点还是理想和愿望,希望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些贡献,吸引海外学成有意回国工作的学者,这是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初衷。”

  对这一代人来说,使命感究竟有多强?巫和懋教授回忆自己1967年在台中一中的初三时光,当时文革刚刚开始,一群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课间在教室里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巫和懋教授回忆:“班上的同学都会聊这个话题,大家谈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不是说台湾往何处去。后来到美国去读大学,视野开阔之后就会反思中国的发展历程,更觉得中国必须要发展。林老师回大陆之前在台湾已经是名人--考上了全台湾第一的台大又投笔从戎,他为什么还要游泳到大陆来?那代人都有这样的情怀。”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西方经典经济学教育、现代企业管理教育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学者们研究之外的教学工作就更是意义深远。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培养有共同认识、共同理想的年轻人不仅是国家建设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是把中国发生的现实用西方可接受的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前提,更是未来中国更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必备的条件。

  1997年,巫和懋教授第一次来到大陆教课,一边在南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边观察当时的中国。当时正是国企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人们纷纷下海的时候,即便是在南开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高校,他都能感受到学校里低落的士气,街上全是国企下岗工人摆的小摊,社会的巨大变化冲击着校园。巫和懋教授说:“在高校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其实比较迷茫,但因为改革已经开始,天天都有新变化,所以又能感受到大家对未来的许多期待。下海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留在学校的是真正愿意教书的一批人,他们非常认真、非常用功。南开请我去教的是博士班,我教的一个班把100个博士集中在一起,同学们都很刻苦。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教授了,有些还当了院长,都不得了。”

  2000年,巫和懋教授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学。那时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初现峥嵘,在政策咨询和教学领域都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大量引进海归博士回国任教、引进西方正规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机构。当时,这些创举对于国内的教学研究、海外学者的回流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2014年已经是巫和懋教授在朗润园的第8个年头。与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回到大陆时的印象相比,巫和懋教授认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年轻人的变化。

  他说:“20年前的年轻人尽管有很强烈的愿望、很远大的抱负,但是对于该如何选择未来道路还比较迷茫。现在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只是在北大看我的学生们,还有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时接触到的年轻学者们,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方向都很有想法,而且学养、能力方面也绝对匹配他们的想法。人才的进步、年轻人的 进步是近20年来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谈及最热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话题,林毅夫教授直言:这个奖不会落在自己或者同一代人身上, 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里,将来肯定有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其中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评选体系的原因,更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与标准简 单统一、成果有目共睹的物理学奖、化学奖或者医学奖等自然科学奖项不同,经济学奖一个很重要的评选指标就是这个学说对主流经济学界的影响,即有多少主流经济学家认同这个方向,愿意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与此相应的评选流程是,评选委员会每年发出约3000封邀请函,邀请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名下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林毅夫教授说:“我了解的是,收到邀请函的人中有一半会推荐他自己,另一半会相对集中地推荐某个人。所谓相对集中,被推荐最多的也不过20人。而推荐这个人的往往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换言之,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几十位可以进入那个圈子的经济学家的确受到了你的影响。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我想至少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等下一代人才成长起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教出足够多的学生, 我们才可能有足够多数量的学者进入评选人的圈子、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理论自信,这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都 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和提升的,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构建新的理论框架。长期来看,国际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既不了解也没有动力去研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被证明是成功的,根据对这种经验的认识提出的理论,短期内不见得会被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

  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重镇,经济学系的不少教授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教授们会给学生传授这样的经验:一个新的理论通常不能说服已经接受了旧理论的人,因为新的理论只能影响还没有接受旧理论的学生。这一点或许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初就在研究和政策咨询之外顶着财务、师资种种困难坚持办学的原因,从硕士生、博士生到针对本科生的经济学双学位,回顾20年,这些学生进入国内外各个层级的金融和经济机构,不仅提升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专业能力、与国际业界合作的工作水平,更传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发展。林毅夫教授说:“后来,我们又从经济学教育扩展到管理学教育,国家发展既要有宏观的政策,也要有微观的执行。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变革时代,只有把握宏观局势,把宏观和微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企业家才能走得更远,因此,有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并重的发 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回到国内时,林毅夫教授终于来到四川参观都江堰,2200多年前成就这项伟业的李冰一直是林毅夫教授敬 重的历史人物。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他50岁那年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他给即将离开校园、奔赴各地的学生 们致辞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成败,才不会迷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林毅夫崇拜的 则是王阳明:王阳明提出心学的时候,程朱理学已经是中国社会大一统的主流观点,而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也令心学的提出具有了革命性意义。林毅夫教授理解中的 王阳明不仅是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把自己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对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完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当然,在如今同样浮躁的转型期内,物化的外在方向容易找到,内心的去路依旧是众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此看来,对个人而言,有梦想、有追求、有情怀是一件相 当幸福的事。面对迷茫者与不信任者,林毅夫教授也会语气坚定地反问:“难道不是吗?个人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目 标,就不会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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