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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时间: 2011-01-10    已有人阅读过

一、自律与海德格尔公案给人们的启示

自律的性质和自律的意义,上文已经作了说明。现在让我们再对自律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自律不仅是个人遵守商业道德与职业道德的问题。交易者要遵守商业道德,管理者要遵守职业道德。工商界人士、企业职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等,当然都要自律。自律既意味着守法,也意味着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约束。

对知识界来说,自律的含义可能还要广泛些。知识界的特点在于他们既用自己的行动来参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工作,也用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看法,并以此影响社会上的其他人。任何一个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都需要知识分子来为政府目标的实现出力,包括让他们提供各自的文化、技术和知识,也包括以他们的学术地位、声望、信誉作为标榜,向社会产生示范作用。于是知识界便面临着比社会上其他人更大的考验,因为通常所说的真理与权势之间的选择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更为严峻的。

关于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知识界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所言所书,可以作为知识分子需要有高度自律性的例证。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妨就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一些讨论。海德格尔被认为“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哲学界”。舍汉(ThomasJSheehan)主编:《海格德尔:其人其思》,第1页,芝加哥1981年版;转引自陈嘉映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他于1933年4月底当选为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这时距离希特勒任总理(1933年1月底)刚好三个月。他的前任校长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曾经禁止纳粹倾向的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太人的布告。前任校长和一些教授希望由海德格尔出任校长,据说是由于他们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海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参阅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2页。海德格尔于1933年5月27日发表的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中,有大量拥护纳粹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1934年2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并拒绝参加与纳粹党人新校长交接的典礼。1936年开讲的尼采课表明他同纳粹运动的分手,从此他受到纳粹的排挤、监视和迫害。1944年夏天,他被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挖战壕,他是被征召的教师团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而免除500个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战时劳役的名单上却不包括他。盟军解放德国以后,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牵连被禁止授课,直到1951年解禁。解禁后不久,他就退休了。参阅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15、19页。正是这样一个在纳粹德国时期同纳粹有过短期合作经历的著名学者,其所言所行所思却留给评论者们不少值得探讨的东西。陈嘉映先生在其所著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一书中有如下的评述:“海德格尔之卷入纳粹运动却又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他一直厌恶平民政治,憧憬优秀人物主政的往昔,直到晚年仍明言不信任民主制度。纳粹运动确实颇合他的口味。即使在他对纳粹的实际发展失望之后,恐怕仍怀有不少惋惜。研究者们早注意到一个事实:海德格尔后来虽愿辩清自己和纳粹的牵连,却从未正面谴责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页。一个知识分子,本人持有什么样的学术观点和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态度,特别是他对黑暗势力的屈从,以及同黑暗势力的合作,哪怕只是短时期的合作,则又是一回事。自律主要不是指前者而言,而是针对后一种情况而言的。

张汝伦先生在《既往可咎:谈海德格尔公案》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标榜服膺真理,主张正义的知识分子不能因自己的行动来维护真理和正义,那么真理和正义还有什么价值?知识分子本身又还有什么价值?并非每个人都有布鲁诺的勇气,但至少应该做到: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也决不说假话,在无力与魔鬼抗争时,也决不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张汝伦:《既往可咎:谈海德格尔公案》,载《读书》,1989年第4期,第105~106页。文内还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既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又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社会的良心。这是他的三种基本责任。知识分子应该既是赛先生,又是德先生。在这方面,把爱因斯坦和海德格尔加以对照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个是大科学家,一个是大哲学家,两人都对人类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正义遭到践踏的时候,一个挺身而出,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一个却幻想魔鬼能做好事而与魔鬼妥协。爱因斯坦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完美典范,而海德格尔的艺术成就再大也无法洗刷他人格上的耻辱。”张汝伦:《既往可咎:谈海德格尔公案》,载《读书》,1989年第4期,第105~106页。这两段对海德格尔的评论是相当深刻的。

如果要根据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考察的话,那么还可以对上述第一段评论中的两句话再作些分析。“在无力与魔鬼抗争时,也决不把灵魂抵押给魔鬼”,这是应有的态度,适用于任何场合。知识分子的自律,或者说,一切人的自律,都要做到这一点。“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也决不说假话”,这也是正确的,但对假话本身,似乎需要分析得再深刻些。有不同的假话——如果处于某种不得已的环境中,连沉默都不被允许,那也只好人云亦云,言不由衷地说几句应付性的套话、假话。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海德格尔在同纳粹合作时,显然不是在说应付性的、套话式的假话。海德格尔要么说的是真话,即他的想法同纳粹主义的想法是合拍的;要么说的是另一种假话,即内心虽然不同意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出于个人的某种目的,却说些恭维纳粹的假话,向纳粹讨好的假话,等等。这正是海德格尔多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学术界受到人们谴责的原因。尽管他只是短时间内同纳粹合作过,这仍是洗刷不掉的耻辱。知识分子的自律之所以必要,从海德格尔的经历可以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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