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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时间: 2013-01-25    已有人阅读过

  有这样一个群体:偏居祖国边陲、南海之滨,20年来却始终不渝,为中国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建言献策,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大潮的一股中坚力量。

  有这样一个群体:从不参与学派论战,从不参与名利之争,20年来恪守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

  在风景如画的海南省海口市的西海岸,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址建成了,他们即将在这里庆祝建院20周年。

  中改院建院以来,坚持“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办院,为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新社科机构管理体制,凝聚全社会改革智慧,直谏改革决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包括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

  20年来,仅有50来人的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140余份,发表论文1500余篇,公开出版改革研究专著200余部。他们在全国首倡建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民富优先”、“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对我国改革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直接为中央决策采纳,有些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

  中改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专家称之为“改革研究基地”;媒体对他们的经验评价说是“中改院现象”;政府部门认可他们是“重要智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说,“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出了这么多成果,并且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着奉献,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把握改革全局 直谏改革决策

  改革智库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提出改革思想,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在这方面,中改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首次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建议;率先提出在我国应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次作出我国已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判断;首次提出发展方式的“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首次提出我国应确立“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改革发展导向;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这些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建议,有的被决策层所采纳;有的在理论界基本形成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中改院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改革大局意识,坚持参与改革实践,能够及时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快速提出富有操作性对策建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中改院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系列建议报告。1994年提出“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1995年提出了“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建议(20条)”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1997年,中改院提出了“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的建议”。与此同时,推动职工持股改革,1996年形成的“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建议(20条)”;1999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的建议(25条)”,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0年代初,中改院与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共同举办了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体改系统股份制实践研讨班”,这一高层次的培训班,培养了全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股份制改革操作中的骨干力量。中改院由此也被喻为股份制的“黄埔军校”。

  1991年,中改院从多层次、多视角探讨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四份政策建议。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看,这四份建议仍具有显著的前瞻性。1992年,中改院形成了 “建立海南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成为海南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蓝本,引起全国其他省份的高度关注。

  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上, 中改院1998年召开“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国际论坛,提出“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1999年,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调用中改院刚刚形成、尚未发表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报告50套,作为起草文件的参阅件。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中改院从建院开始,就把农村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研究。1995年,社会上和理论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期限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承包制提出质疑,导致不少农民对30年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的出路表示担心。针对这种情况,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 建议指出,决策层应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1998年,他们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 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正值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作了批示;起草三中全会《决定》参考了此文。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为了强化这一提法,1999—2000年,中改院进一步对土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应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纳入立法,形成系列“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起草过程中被参考,其中部分内容被采用。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三次带领土地承包法工作小组到中改院征求对土地立法的意见,并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智库存在的价值,是对政策决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价值。中改院在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关头,适时提出重要建议,受到政策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比如:

  1994年前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中改院在分析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提出了把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快速发展中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来抓,在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建议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1998年针对宏观紧缩问题中改院提出“我国当前通货紧缩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尽快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过热,中改院率先提出完善宏观体制的建议。中改院在《在宏观调控中加快改革》建议中提出,宏观调控的实质是解决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要素市场、金融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以完善宏观调控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制度。

  1995年,在国有银行债务风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时,中改院通过广泛交流、借鉴比较,提出了“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30条)”,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债务托管解决不良债务,推进银行商业化、股份化的建议。原国家计委领导对此建议组织专人讨论研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机中,中改院提出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面临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终结和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终结这“三大终结”的挑战。为此,以改革应对危机。2008年,中改院就扩大内需,提出了《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需求(4条建议)》、《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6条建议)》等建议,引起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的高度关注;2009年,中改院出版《危机挑战改革》,系统地阐述了反危机的一揽子改革规划,并且明确提出了《以改革应对危机难题的建议(24条)》。

  一个智库的水平,既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建议,也取决于对客观趋势的把握。中改院善于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在大趋势上的判断和把握能力,得到各界的认可。他们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超前了5~6年;提出的国际旅游岛,则超前了10年之长。

  1996年,中改院提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改革的实质是转换政府职能;2003年SARS危机中,中改院首次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提出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就是加快政府转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其后,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的理念与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逐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被决策所采纳。中改院在政府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反映,中改院成了政府转型研究的发源地。

  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开始研究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2004年,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中改院认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盾。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需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这就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4~2009年,迟福林教授数次参加温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所提建议均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问题。特别是2006年,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时,迟福林建议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解决农民低保问题。这一建议提出时隔不到3个月,中央就出台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低保工作,这比“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前了五年。

  2009年即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在发展阶段变化和社会突出矛盾变化判断的基础上,中改院认为,新阶段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包括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2009年,中改院在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研究”政策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其中包括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份材料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组重要的基础性参考材料。

  早在2000年,迟福林就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是中改院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就如何将海南的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竞争优势,适时提出的推进海南走向大开放的重大举措。2001年,他们就提交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框架建议”;2002年提出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7年,中改院进一步提出“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方案建议)”,同年6月,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写进中共海南省五次党代会报告。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领导的要求形成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以海南省政府名义颁布实施;2009年2月提出“以国际化为目标,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三点建议”,同年6月提交了《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中改院不仅重视政策研究,也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他们相当多的成果,是建立在对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为理论界提供了改革研究的新视角。

  从小平同志南巡到党的十四大,各方面对市场经济非常关注。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改院率先对市场经济进行系统研究,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套10本的丛书,深入探讨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率先提出“把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重大理论和改革思路,这些研究成果上报给有关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受到高度重视。1999年,中改院又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20年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和《回顾与前瞻: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相关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2年1月,中改院受国务院体改办委托,形成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此报告受到委托方好评,并被作为内部参阅件呈报中央。

  2004~2006年,中改院逐步提出社会矛盾变化的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中改院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时明确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发展型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呈现阶段性特征,由此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理论判断,为研究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新阶段”内涵,为观察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提出需要尽快启动二次转型与改革。他们认为,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则是主要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努力改变经济结构,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2010年初,中改院陆续出版了《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两本著作。二次转型与改革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把《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著作作为干部参考读物,理论界也对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形成基本共识,并且在多方面加以引用。

  2011年明确提出“民富优先”的战略思路,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历史性转变,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改变经济结构,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2011年3月,迟福林在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作大会发言,建议“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

  中改院的研究成果,在决策层、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带动了中改院的改革咨询和改革培训。近几年来,中改院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委托的大量政策咨询课题。同时,中改院还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广东、上海、湖南、云南、辽宁等地的政策咨询课题。中改院建院之初即承担全国体改战线培训基地职能,1997年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全国首批工商管理培训机构中,2004年开办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方向博士研究生项目、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成为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培训基地。建院20年来,中改院以形成改革专题、改革管理、改革理论一体的培训体系,采取研修班、培训班、研讨班、以会带训等多种形式举办了140期培训班,为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所出版的图书《第二次改革》成为畅销书,《2009’中国改革评估报告》、《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英文版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购买送国外驻华使领馆。《中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六种外国语言同时出版并向全球发行等。

  一个不足50人的智库,论单个研究人员的综合竞争力,无疑比不过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但他们在改革研究、咨询和培训方面所取得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许多体制内研究机构。

  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谋划改革。正是在这些理念基础上,中改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成为反映民意、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尽管刚提出时有不同意见,但中改院坚持深入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参考材料。

  中改院每年都安排不同主题的国内外调研,把实地调研作为提高研究质量的重要举措。比如2003年SARS危机后,他们展开一系列调研,发现有些农村在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水平低得可怜。在海南,一户极度贫困的家庭,丈夫年迈残疾,妻子瘫痪在床,儿子又有智障,而一次村里为他们争取来的补助只有5元钱。在甘肃一个村庄,有一个村民公约,任何一个村民在患病后,治病费用如果超过2万元,就不再治。因为在这样的贫困地区,2万元的医疗费用会殃及至少5个家庭同时陷入贫困。在云南,离香格里拉市区只有28公里的一个自然村,小孩上初中的只有60%左右,因为一个小孩在县城念初中每周需要大约50元的基本生活费。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非常震惊,促使他们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展开研讨。2004年,迟福林院长将调查研究发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理论化,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

  重视国际比较,借鉴国际经验。中改院初步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长期执行UNDP和中德双边政府合作项目,与企业组织国际网络、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机构,与德国、挪威、英国、美国、越南、古巴等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对外交流,使中改院的研究活动能借鉴其他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通过国际比较研究保证改革政策研究的高质量。

  改革办法办院 创新体制机制

  1991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海南岛最北端的海口白沙门——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地方,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副主任高尚全、海南省省长刘剑锋等发起设立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揭牌正式成立。

  中改院自建院始,即坚持改革办法办院,先行事业机构改革,探索独立软科学事业发展的路子。要建好智库,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关键是领导者的观念要解放——这是中改院领导的一个基本认识。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改院名誉院长陈锦华明确提出,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发展研究院。

  在社会发达国家,智库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力量,是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源泉之一、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者。纵观我国智库,还不发育[雨林木风1] ,存在缺少国际话语权,研究缺乏独立性,研究过于学术化,对社会公众影响力小等弊端。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按照他们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美国以1777家最多,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我国的智库,多隶属于各级行政机关、国有企业、社会团体,是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主要服务主管部门,缺乏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人事上受制于上级领导,经济上有财政拨款做保障,相当部分的研究机构事实上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写讲话稿和各种文件,多根据领导意图,为正在实施的方案、政策寻找依据。在研究业务上基本是对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观点和做法的阐释、附和和宣传,而建立在独立思考、独立研究基础上自主性、批判性、前瞻性研究很少。

  大变革的时代和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伟业,给中改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赋予了中改院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是服务改革需求、探索智库发展的新路。

  中改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改院在建立之初,被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个编制中有30人可以吃“皇粮”。这对一般的事业单位来说,应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仅过了半年,即1992年下半年,中改院就向海南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这一改革,得到海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批准,中改院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实行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站在中国软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在社科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没有了行政级别,打破了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

  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保障了中改院的机构独立、研究独立、人事独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中改院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改院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从而形成智库的体制优势。

  位居天涯,通过“小机构、大网络、国际化”研究运行机制,有效整合研究资源,依靠社会力量办院。一个机构的发展,仅有好的体制和员工热情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将各方面的资源科学地组织起来,这是中改院领导的又一基本认识。

  中改院领导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一些智库,他们在体制上已取得独立地位,但因为在内部管理上,特别是在研究的运行机制上不得法,其发展仍然没有起色。因此,要办好独立智库,必须要在研究运行机制上下功夫。经过多年探索,他们独具匠心,创造了“小机构、大网络、国际化”的研究运行机制。

  所谓“小机构”,就是中改院院部机构和人员少而精,除坚持自身研究外,还要做好研究的规划、研究组织,为“大网络”、“国际化”服务。目前,中改院正式工作人员总共才有50来人。

  所谓“大网络”,就是广泛联络对改革研究有造诣的各路精英,直接或间接参与中改院的研究。中改院组建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为主任的、由国内33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中改院的改革研究确定计划,把握方向,决策重大研究事项;中改院还拥有一支数百人组成的紧密网络专家队伍,参与中改院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两支队伍的成员,有的来自国家有关机关,有的来自著名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还有的来自企业界、金融界。无论是来自何方,每个人都是改革研究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或具有影响的人物。这些大网络的专家,尤其是学术委员会,有效地把中改院研究的政治性和前瞻性结合起来,把研究的理论性和对策性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中改院研究成果的影响。

  所谓“国际化”,就是广泛开辟国际合作项目,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同时借助国际研究资源,扩大智库的影响力。“国际化”是中改院机构和业务建设的一个突出特色,也是创新改革研究品牌的重要条件。在有关机构的支持下,他们不断开辟国际合作新项目,许多重要国际论坛在中改院举办,许多国外著名专家学者和国际机构高级官员来中改院参加活动,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极大地提高了中改院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和研究水平。

  “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体制彰显机构活力,奠定了中改院的体制优势。新体制,新机制,造就了智库研究能力的独特优势。这是中改院智库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国家节省了若干经费,而在于解放了思想,增加了研究机构活力。中改院形成的“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机制,是中改院在改革研究中发挥独立作用、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基础。

  中改院强调,研究独立一定要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遵循中央对改革的总体部署,为中国的改革政策服务,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提出强化官方背景,就是为了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正确的研究方向。

  正是这种体制,使中改院成为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蜚声海内外,以巨大吸引力凝聚全国高层次改革研究人才,研究成果不断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只要看一看中改院“大网络”中的人员构成,就会知道他们研究能力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中改院的决策机构——董事局的主要成员有:陈锦华、高尚全、罗保铭、迟福林、刘剑锋、陈清泰、孙树义、周小川、龙永图、李剑阁、李小雪等。

  顾问团有杜润生、于光远、安志文、吴敬琏、贺光辉、洪虎、段应碧、王东进等。

  在以王梦奎为主任的学术委员会中,既有王珏、张卓元、周叔莲、萧灼基等老一辈的著名专家学者,又有陈锡文、刘世锦、卢中原、樊纲等领导专家。

  毋需多做解释,这是一个在我国改革研究领域顶尖的研究团队,它的基本特点是,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相结合。

  中改院通过组织有鲜明特点的学术研讨活动,把一大批国内外官员、专家乃至企业家动员到自己身边。一是研讨活动紧扣改革难点、焦点、热点问题,务实不务虚,不回避矛盾,为专家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能够大显身手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二是学术研究具有开放性、国际性和独立性特色,来自不同领域的官员和专家能够在中改院提供的交流平台上,平等讨论对话、畅所欲言;三是注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每次举办会议,都将专家们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总结归纳,提供给相关决策层作为参考,提供给媒体广为传播,而不是束之高阁。

  建院20年来,中改院组织社会力量研究中国改革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举办和承办了国际、国内研讨会200多次。无论是几百人参加的国际研讨会,还是几十人参加的小型形势分析会,都开得生动活泼,极少有无故缺席和会越开人越少的情况。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近4万人次,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达800多人次。

  中改院体制奠定了公益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赢得了多方支持,也为事业机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改院董事局名誉主席陈锦华在中改院董事局会议上讲话时谈到,中改院成立20年,今天的局面,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中改院是改革的产物,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中改院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探索民营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路子,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这是主要的因素。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各位董事、顾问和学术委员多年一贯的支持,更是中改院发展的重要动力。像中改院这样的机构,要钱没有钱,要权没有权,就靠这几十个人奋斗,如果大家不支持,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这是对中国独立软科学事业的支持。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到,“中改院不拿国家一分钱,又为国家做事,这种精神令人钦佩,中改院值得表扬,有关方面要总结一下中改院的经验。”

  就是这样,中改院二十年创业,二十年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几年一个新台阶。

  不辱历史使命 不移奉献之心

  中改院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批有着强烈使命感,热衷于智库建设的知识分子群体,二十年如一日的矢志追求。他们坚定“改革决定中国未来”的理念,树立强烈的使命感,弘扬改革精神和奉献精神,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努力实践改革,将改革作为终生事业,竭心尽智。中改院这种责任和追求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且籍此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同样时代精神的奉献者。中改院人认为,在中改院工作,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有压力,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

  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主动责任,以直谏改革决策为己任。中改院认识到,作为一个智库,责任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业,更是时代赋予中改院的责任。中改院人把自身价值同研究院的发展事业连在一起,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决策,树立以推进改革事业为荣的全局责任,坚持把服务改革、推动改革、研究改革作为基本责任和主要追求,最终目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中改院人一直坚持从事既无名利又有风险的改革研究。舍小我顾大局,竭诚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的风尚蔚然成风。不论是研究工作还是机构建设,永不满足,不断确立新的目标,表现出“不达目标,永不止步”的劲头。强烈的进取心和创新欲望,使研究人员刻苦想问题,用心想问题,敢于去探求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论证新的观点,不断求得研究上和工作上的“新突破”,使得从事的许多前瞻性的改革研究,经得起改革实践的检验。

  20年来,中改院在文化建设上,反复强调改革的责任意识,把岗位责任和时代责任很好地联系在一起。中改院人始终如一地从事改革研究工作,享受过成功的欣慰,也承受过压力与困难。由于研究的超前性,开始提出的前瞻性观点,有些不被人们所接受,由此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中改院人始终以豁达的态度和刻苦专研的学术精神,坚持改革研究,执着追求,以其独到的研究和实践结果证明观点的正确性,并逐步被社会广泛接受。在追求改革、奉献改革的坚定的信仰和责任感的感召下,中改院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同样时代精神的奉献者。有的专家明确说,来中改院就是为了珍惜和爱护改革的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中改院义不容辞。

  敢于承担风险,牺牲奉献,执着改革追求。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一点为事业的奉献和牺牲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就不会产生。现代智库的发展情况,一方面正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在多方面同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并且我国相关的制度安排滞后于国家社会发展对智库的现实需求。中改院的这种探索,超前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程,客观地说,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困惑、不是没有压力。中改院敢于承担一系列风险,愿意忍受寂寞、遭受怀疑、甚至饱受委屈。中改院的改革,相当多的是对现有体制的一种突破,属于改革进程中典型的“过渡性物种”,相关的体制不兼容、相关的政策空白,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面临很大风险。中改院实行机构独立、人事独立、经济独立的体制,就意味着个人在人事上失去了行政级别,因而也就失去了体制内机构能够享受到的有关待遇,经济自负盈亏压力,像企业那样缴税,退休、医疗保障的待遇也同“体制内”拉开距离等现实问题。

  建院之初,中改院即倡导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并在一批批中改院人中弘扬光大,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和引导力。20年来,中改院在实践中形成的共同思想、意识和共同观念塑造了中改院精神,成为中改院人共同拥护的准则。尽管个人价值取向及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中改院人的共识都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上:为推动中国的改革而工作,即通过改革的研究工作和为改革研究服务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20年的历程中,中改院人主动砸破自己的铁饭碗,探索实践事业机构改革,变吃官饭为自己找饭吃,着力于营造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经过20年的奋斗,如今的中改院,探索出了一条智库发展的路子,这条路子符合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

  以人为本,创新管理,凝聚改革力量。中改院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除了有董事局陈锦华、高尚全、刘剑锋等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把关大局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人,这就是享誉国内外的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迟福林在中改院先是常务副院长,后又当执行院长和院长,一直是董事局领导下的实际执行人。中改院的发展成败,与他休戚相关。迟福林给人的印象是,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被媒体称作“迟改革”,“为改革而生”;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改革实践经验。500多篇论文,22本中英文专著,80余部书籍,120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向社会展示了他的学术和政策水平;他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作为中改院的大管家,对外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对内要管好几十号人,自己还要从事研究和教学。这就不仅需要有过人的精力,还需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再是他为人真诚谦和,有很强的亲和力和社交能力。一个单位有了这样一个综合力很强的领导,事业必然会取得成功。实践证明,“迟改革”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

  在迟福林的主持下,中改院创新人本管理体制,凝聚了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干部队伍。中改院强调以民主为本,通过民主制度容纳人才;提倡以创新为本,通过鼓励创新,把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他们还进行以“责任、创新、信用、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建设,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使基本骨干与院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员工持股、建立互助基金、提供培训机会、率先推出房改和车改、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等渠道,保证全院员工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使中改院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期持久地坚持下去。

  作为公益性研究机构,中改院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改院的基本定位,决定了不能以赢利为目的;然而,智库运营和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又不能做无米之炊,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中改院的领导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必须摆正,首先,要时刻注意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在方向上走偏;其次,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做好咨询和培训等有偿服务,但绝不能做资金提供者的附庸;再次,在认识上要明确,只有社会效益好了,经济效益才能上去,才能持久。实践表明,这个认识完全正确。中改院的咨询、培训、服务等具有创收内容的项目,之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总的来看,中改院领导没有在“钱”的问题上犯过大难。

  中改院建设改革智库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追踪。有媒体称中改院发展模式是我国政策研究领域的“中改院现象”。《人民日报》以“面向新世纪”为题,《光明日报》以“中改院独树一帜”为题,《中国改革报》以 “一个正在崛起的软科学机构”为题,盛赞“中改院已经在国内外经济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民政协报》报道称,“中改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新华社以《试水“官督民办” 中改院探索智库体制改革》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称赞“仅有50多人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偏居海南岛,远离我国政治、经济中心,但始终以服务改革为己任,坚持服务和影响决策的职能定位,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发展为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对我国智库发展作了重要探索”。

  一个依靠社会力量创办的研究机构,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高度的赞誉,是极为罕见的。中改院建院20周年之际,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赞扬声,而且还听到社会各界的一个希望,那就是要把中改院建设智库的经验加以推广。这表明,中改院创建智库的路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或者说,中改院为中国智库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试点经验。

    新华社 周正平 光明日报 孙明泉

  经济参考报 田如柱 中国经济时报 柏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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