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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看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

作者: 赵人伟   时间: 2011-07-20    已有人阅读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总体说,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作者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变化来考察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代价和前景,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分析了收入分配领域和财产分布领域的变化情况。通过这两个领域的变化的考察,对总结我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提供一种借鉴。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的经济改革(或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转型)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经济学家们正在从各个方面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从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在这篇文章里,我想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变化来考察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代价和前景。因此,本文想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特别是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方式谈起,然后分析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领域变化的情况。我希望通过这两个领域的变化的考察,能对总结我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提供一种借鉴。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同前苏联和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显著的特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wight H.Perkins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The Asian pattern of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他认为,改革的亚洲类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Economic reform precedes political reform)。

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穷得多。

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

他还指出,这三个特点是互相联系的。

Perkins教授分析的这三个特点,不仅适合于像越南这样的亚洲国家,而且也适合于中国这一亚洲大国。不过,就中国的具体社会经济情况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可以加上另外五个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同上面所说的特点也是密切相联的)。这些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从前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强度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正如日本的石川(S.Ishikawa)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原来的经济体制虽然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资源配制体制”,但由于低收入等条件的影响,这个体制的作用范围只限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剩下的是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石川滋Shigero Ishikawa,1986)有的经济学家则把这一特点概括为计划经济的复盖率比较低。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

(2)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这是因为,上述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主体在确立以后的20多年间(1956~1978年)发生了若干的变异。改革前夕(1978年)的经济体制比20多年以前初步确立时(1956年)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更为单一化,在经济决策上更为集中化,在经济流程上更为实物化(即在资源配制上更重视实物计划而排斥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更为平均主义化,在对外关系上更为封闭化,在经济组织的方式上更具动员的(Mobilized)色彩。因此,中国改革前夕的经济体制尽管可以概称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它却带有较多的军事共产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因素。如果说,改革前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体制可以称为典型的计划经济(斯大林模式)的话那么,改革前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则可以称为准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改革的起点低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赵人伟、荣敬本,1982;赵人伟,1988)。

(3)同前苏联和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东欧,从总体上来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属于发达国家,而中国则属于发展中国家。如图1(加藤弘之Hiroyuki Kato,1997)所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transition)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transformation)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 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同发展转型相比,体制转型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因为,发展转型是一个演化过程(evolution),而体制转型则是一个改革过程(reform)。改革过程必然要遇到更多人为的障碍,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既得利益的障碍。

(4)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许多专家认为,改革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即改革的初始阶段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Adam Przeworski 根据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改革经验提出,改革不管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生产和消费的下降是必然的,无非激进方式下降得快、回升得也快(大落大起),而渐进方式则下降得慢,回升得也慢(小落小起)。图2显示的就是这种情景。(Adam Przeworski,1991)在图2中,S 代表改革的起点,R代表改革的激进方式,G 代表改革的渐进方式。

然而,中国的经验则与上述情况相反,实现了改革和增长的同步进行,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图3所示 )。近30年来,我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了10%。
图3改革和增长同步进行

(5)渐进的转轨或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中国和外国的学者对于改革的渐进方式和激进方式孰优孰劣的问题,乃至中国的改革是否采取渐进方式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吴敬琏,1996)。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除了局部范围内带有激进因素以外,从总体上来看采取的是渐进方式。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都带有激进的因素,但这些改革仅仅是局部范围的。根据中国的国情,渐进的转轨方式迄今基本上是成功的。不仅许多中国学者,而且一些从总体上主张激进改革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成功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J.Sachs 是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推行激进改革方式(所谓“休克疗法”)的著名学者,但他于90年代初来中国讲学时也肯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又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W•Brus 在80年代初来中国讲学时曾主张中国改革应采取“一揽子”(package)方式,即激进方式,以避免双轨价格这种“交通规则混乱”所带来的摩擦。然而,当他90年代初再次来华访问时,也认为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Zhao Renwe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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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价:69.8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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