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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多数人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

——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公平问题

作者: 迟福林   时间: 2011-07-25    已有人阅读过

近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一个讨论,即如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防止和警惕坏的市场经济。所谓“坏的市场经济”,主要是指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资本结合,抑制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使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和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市场经济,即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以使多数人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创造财富,并使多数人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既是发展观的重要转变,也是改革观的重大突破。

总结经济转轨的基本经验,我认为中国最终形成好的市场经济,让多数人不断分享改革成果,下一步面临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也是下一步中国经济转轨的重大课题。

一、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公平问题,首先反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上。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造成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

——老百姓从GDP增长中获益的份额在降低,1978-2003年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7%下降到11.4%。

——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GDP增长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经济连续25年快速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没有相应增加。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是85%左右,目前还不到20%。不适当的医疗市场化使一些低收入者买不起药,看不起病。

——教育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2000年时大体占GDP的2.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是2%。目前中国是以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支撑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

今年上半年,我们提出了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目的是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此,要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体现在社会发展中,逐步满足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需求,这也是改革的目的。同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由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还比较脆弱,没有社会的同步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的进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二、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由此,改革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较快地解决了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并开始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但是在经济转轨进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目前,基尼系数已接近0.5。

从短期看,公平和效率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从长期看,效率和公平问题是一致的,没有公平最终也不会有效率,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用公平的制度获取高效率。当前中国公平和效率失衡,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效率的发挥。

中国在改革之初提出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今天企业初始分配的主体变了,民营经济不断增加,单一的国有经济越来越少,企业基本是按照效益来分配。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公平和效率失衡的主要矛盾是再分配的问题,政府没有能够在再分配中充分发挥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针对平均主义和相对贫困的现状而言的,是给有能力和勤劳的人们提供一个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与改革初期相比,现阶段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强势群体虽然人数少,但是由于掌握重要权力或者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使规则的制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很低,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容易成为牺牲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从经济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改革的角度看,中国都需要将公平问题提升到和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三、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向城乡一元制度转变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公平问题还要涉及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老百姓能够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受益。当前,中国统筹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是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带来区域发展的失衡,带来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失衡。西部的城市和东部的城市有差距,但西部的农村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如农民的土地不断被侵占,广大农民长期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因此,加快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

四、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包括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改革转变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还要看到,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滞后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最终必然会严重制约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当前,社会道德风气的问题,社会信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秩序的问题,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事实上,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现阶段中国结构性改革的特性已经开始凸显。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已成为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重要的改革任务。人们不仅要寻求保护个人产权,还要寻求尊重和保护人权,还需要个人全面发展有一个健康的文化氛围。要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不仅需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逐步启动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从中国的情况看,推进结构性改革,当前的重点是政府转型和政府改革。因为,能不能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比较好地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转型和政府的治理能力。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提出了政府转型的目标,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在改革初期,为区别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中国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建立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这会使政府既成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造成政府不断地与民争利,破坏公平的原则:第一,部门利益化的倾向、趋势在扩展;第二,权钱交换和腐败的趋势在扩展;第三,进一步形成了低效率的国有资产,挤出了一部分有活力的民间投资;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出现严重缺失。
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探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自身革命”。从这样一个初步考虑出发,我认为政府转型: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解决中国社会严重失衡、建设现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执政党建设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广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大百姓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需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管。自觉地推进政府转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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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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