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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研究

作者: 赵人伟 李实   时间: 2011-07-25    已有人阅读过

一、引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内,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或分配)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个人财产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时期,因此,我国居民财产的分布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

我国已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人们的康乐(wellbeing)程度不仅取决于收入状况,而且取决于财产状况。换言之,康乐的分配不仅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且取决于财产的分布。

我们这里所说的财产,从总体来说指的是财富(wealth)。但当我们把这些财产或财富分为各个具体项目(例如土地、房产、金融等)时,则往往把这些子项目称之为资产。当我们把财产同所有权联系起来时,又会使用产权这一概念。本文对财富、财产、资产等不同词汇在含义上把它们当做同义词来使用,仅仅根据习惯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词汇。本文在探讨财产分布时有时也使用财产分配这一表述,在这里,分布和分配是当做同义词来使用的,也仅仅由于习惯而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表述。

就收入和财产的一般区别来说,收入(income)指的是人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全部进账;而财富(wealth)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可见,财富是一个时点上的存量,而收入是单位时间内的流量。收入和财产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过去的流量必然影响当今的存量;而当今的存量又必然影响今后的流量。随着财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财产分布格局的变化,财产分布不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今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由于迄今为止研究我国财产分配的资料和文献还不多,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家庭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城市和全国居民个人财产的分配状况作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必要时,我们将联系该课题组1988年和1995年的有关调查研究成果,并参照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年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有关调查研究成果,作一些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财产分配同收入分配的关系。

二、农村居民财产的分布

为了分析农村居民财产的分布状况,我们首先需要对财产的水平(规模)和构成做一简单的考察。从静态来看,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的财产可以分为六项,即土地、房产、金融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和非住房债务。其中,房产是按房产总值扣除购房尚未偿还的债务之后的价值计算的,即房产净值。非住房债务是指住房债务以外的一切其他债务。各项财产的加总额减去非住房债务以后的价值为按净值计算的财产总值。

表12002年农村人均财产的水平和构成财产及其构成项目平均值(元)比例(%)财产总额(净值)12937.81100其中:土地价值3974.3230.72房产净值5565.00643.01金融资产1592.61512.31生产性固定资产1181.6169.13耐用消费品价值793.28046.13非住房债务-169.0233-1.31

在六项财产中,土地和房产仍然是最大的两项,约占74%。从动态来看,1988年以来的变化是很大的:(1)总财产的规模有很快的增长。人均财产总额1988年为2869.5元,1995年为10560.6元,2002年为12937.8元。扣除物价因素,1988~1995年的实际增长率为67%, 1995~2002年的实际增长率为13%,1988~2002年的实际增长率为89%。(2)土地价值的变化特别引人注目。人均土地价值1988年为1698.3元,1995年为4944.6元,2002年为3974.3元。扣除物价因素,尽管1988~1995年间增长了32%,但1995~2002年间反而下降了26%。因此,从构成上看,人均土地价值在总财产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价值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土地价值的比重从1988年的59%下降到1995年的47%,再下降到2002年的31%;而房产净值和金融资产则分别从31%提高到32%、43%和从3% 提高到10%、12%。住房和金融资产比重的提高反映了中国农村市场改革进程的加速,但作为农业生产中最稀缺资源的土地的重要性下降得如此迅速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工业化和交通现代化进程中占用的耕地过多,使农村人均土地迅速下降;其次,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等因素导致土地的收益太低。整个90年代农民种地几乎无利可图,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都处于徘徊状态,而土地的价值是根据农业总产值来计算的,因此,对土地的作用有低估的问题。

下面我们分析2002年农村财产的分布问题。

首先让我们按十等分组的办法来进行分析。我们把农村人口按人均净产值排列,分为人数相等的十个部分,每部分包含总人口的1/10,然后进行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在各类财产中,金融资产的分布是最不平等的。人均财产最多的20%人口拥有55.25%的金融资产,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人口则仅有4.54%的金融资产,两者的比率12.17∶1。分配不平等位居第二的是房产,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0.94%的住房,他们和人均财产最少的20%人口所拥有的住房(4.71%)的比率为10.82∶1。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非常接近,上述的比率分别为6.56∶1 和6.55∶1。在所有各类财产中,土地的分配是最为平等的。人均财产最多的10%人口拥有总财产的30.51%,但却只拥有19.05%的土地。人均财产最多的20%人口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均财产最少的20%人口所拥有的土地的比率为34.44/8.47=4.07∶1。非住房债务的分布状况则同其他财产项目的分布状况不同:尽管十等分组中各组所占比重的变化不像其他财产项目那样有规则地上升或下降,而常常有起有伏,但总体来说仍然是穷人所欠的债务比富人要多。人均财产最多的20%人口和人均财产最少的20%人口所欠非住房债务的比率为2.42∶1。

从动态来看,在1988~2002年间,总财产(净值)分布的差距有明显的扩大。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的总财产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总财产的比率从1988年的5.18∶1扩大到1995年的5.33∶1,再扩大到2002年的8.10∶1。这三年比率的变化对于不同的财产项目来说是不一样的。房产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三年的比率分别为:8.13∶1;7.15∶1;10.82∶1。金融资产也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其比率分别为13.75∶1;9.34∶1;12.17∶1。土地的变化最小,其比率分别为4.01∶1;4.30∶1;4.07∶1。不过,从14年的总趋势来看,增长快的和起作用大的金融资产和房产,其分配的差距也在拉大;而增长慢的和起作用小的土地,其分配的差距也比较小,而且变化也不大。

其次,我们用基尼系数和集中率等指标来分析农村居民财产的分布状况。

由于居民财产的价值是居民收入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一般来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都要超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换言之,财产的基尼系数要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则是一个例外。根据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中国农村1988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38,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311;1995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81,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351。这两个年份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都低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到了2002年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表3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1988、1995、2002年年份1988年1995年2002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3380.3810.366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0.3110.3510.399资料来源:李实、岳希明,2004;特利•麦金里,1993;马克•布勒纳,2001。

图1农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变化,1998、1995、2002年

2002年农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399,而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66,即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种情况说明,在世纪之交的年代,中国农村财产分布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经历了一个转折点——从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转化为财产分布更为不平等(见表3 和图1)。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土地价值在财产中的比重增大或土地分配变得更不平等所引起的,而是其他有关财产项目比重增大和不平等加深所引起的。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如何也说明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关系正在朝着一个通常的方向前进。尽管中国农村土地的高均等分布还抑制着农村总财产不均等程度的提高,但它毕竟已经跨越了转折点,并预示着财产分布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从表4可以看出,在各项财产中,土地价值的分布最为均等,其基尼系数为0.452。金融资产的分布则最不均等,其基尼系数为0.681。按总财产排序计算出来的每项财产的拟基尼系数(集中率)表明各项财产的分布状况及其与总财产分布的关系。土地的集中率只有0.260,大大低于总财产的基尼系数0.399,表明土地的分布对总财产的分布起的是明显缩小不均等程度的作用。生产性固定资产和耐用消费品的集中率略低于总财产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两项财产的分布对总财产的分布起的是略有缩小不均等程度的作用。而金融资产和房产的集中率则大大地高于总财产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两项财产的分布对总财产的分布起的是明显地扩大不均等程度的作用。生产性固定资产的集中率几乎同总财产的基尼系数相等,说明其分布对总财产的分布没有发生扩大或缩小不均等程度的效应。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分布没有表现出较高的不均等程度是同土地的高均等分布相联系的。在土地均等分布和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推动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很难使这种投资有较高的不均等程度。至于耐用消费品的比较均等的分布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目前中国农村几乎没有特别高档的耐用消费品,而一般的耐有消费品如电视机之类则比较易于普及。

由于土地的分布具有很低的不均等程度,因此它对总财产的不均等程度的解释力或贡献率仅为20.02%,显著地低于它在总财产中所占的比重(30.72%)。相反,由于金融资产和房产具有较高的不均等程度,因此,它们对总财产的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分别为15.18%和49.15%)也高于它们在总财产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2.31%和43.01%)。

从动态来看,在1988~2002年间,总财产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扩大,从1988年的0.311扩大到1995年的0.351,再扩大到2002年的0.399。其中,各个财产项目的变化是不一样的。三年中,土地的集中率分别为0.275、0.285、0.26,房产的集中率分别为0.41、0.382、0.456,金融资产的集中率分别为0.578、0.44、0.492。

总起来说,在中国农村的各项财产中,在上述14年间,土地的重要性(比重)在降低,其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也在降低,其对总财产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也在降低。反之,房产和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则在增长,其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也在提高(金融资产的某些年份略有例外),其对总财产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也在提高。例如,在总财产中,土地的重要性在1988年和1995年都占第一位,房产占第二位;但到了2002年,房产占了第一位,土地则退居第二位。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变化,应该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方面,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进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会伴随着金融业和房产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增强。但是,土地作为最稀缺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其重要性降低到如此的程度,使我们不能不从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上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目前的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由家庭和个人承包使用,但实际上农民个人和地方政府都没有责任去爱惜和经营土地。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准国家所有制(朱秋霞,2004)。土地迄今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得到优化的配置和合理的经营。土地的不断重新分配使得农民无法把土地当做自己的财产去投资和经营,国家征用的土地既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也得不到节约的使用。90年代普遍出现的土地撂荒(包括农村的土地撂荒和城市郊区经济开发区的土地撂荒)现象,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这是土地迄今还没有进入市场的一个严重后果。当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和经营得到抑制时,他们自然地把投资的方向集中在房产和金融上面。因此,如何通过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使农村各项财产都得到合理的分布、做到“地尽其力”和“物尽其用”,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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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价:69.8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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