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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与扩大内需

作者: 孙立平   时间: 2011-07-29    已有人阅读过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第一个问题是怎样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可能,第二个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能不能解决内需问题。

收入分配格局问题是应该解决,关键是怎么解决?解决的基础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动力在哪里?关键是这个问题。

首先是要解决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问题。调整收入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很多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在中国我们说好像这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复杂得不得了,想解决但又无从下手。从国外情况来看,解决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建立在对个人收入情况透明的基础上。收入弄不清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就显得很困难。所以,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首先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是收入分配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收入分配有相当一部分不在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首先应该建立调整收入分配的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但一说到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有的人又会以种种技术理由提出质疑。我们看到,西方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依靠人工抄卡片的方式建立起了这个制度,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了。因此,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的基础问题,把收入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不可治理状态,转化为可治理状态。

第二,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的机制问题。我2005、2006年曾在中改院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套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一个制度化的办法,是一种机制。工会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机制之一。最近几年,政府多收税,多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使得收入差距问题有所缓解。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假象。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个路背后的假定是说,政府是靠再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上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再分配同样造成不平等。我们现在没有理由可以说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会小于市场当中首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

曾经有一个国外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造成了不平等?历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市场造成不平等,一种是再分配造成不平等。这个学者认为,在一个国家这两个东西都是存在的,都是一个东西去造成不平等,一个东西去缓和。现在,中国是两个东西朝着一个方向走了,是再分配和市场一起加剧不平等。西方资本主义是市场造成不平等,再分配弥补一点不平等,原来改革前是再分配造成不平等,黑市市场因素弥补点不平等,只有现在的中国是一顺的,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快,两个东西使劲。我们现在市场工资当中的首次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个差距非常大的,然后国家说这时候我多拿点钱,理论上来说,再分配可以抑制这种不平等,但是我们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一点都不小于首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特别是像医疗。医疗的不平等比工资的不平等要大得多,这我只能说是一个假设,没算过。原来说的数我没敢信,至少说农民基本上得不到,基本上用在领导干部的身上,领导干部主要是用在长期住院的,以院为家的这些人身上。你没有这种机制,市场当中的不平等问题解决不了,再分配当中照旧解决不了,关键是这个机制。

关键是机制的问题,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机制,这两个东西我想来回答,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你的着手点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会不会扩大内需?解决内需的问题?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个人前些年,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没少写过,我是很早就写这种文章,而且写得很多,但是现在话说回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见得解决内需的问题。开玩笑地说,前些年,我们政府是被经济学家忽悠了多少年。解决内需的问题,原来是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这个角度,怎么产销对路啊。这几年有点被社会学家忽悠,最近这几年开始有点社会学的思路,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说,丑话得说在前面,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解决内需的问题。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中国内需悖论,微观消费热、宏观消费冷,今天没时间讲了。我讲的一个具体概念就是叫内需锁闭。中国是处在转型时期,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中国社会开始从一个无产社会转向有产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形成时期。但是在中国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这个财富形成主要是以房地产为最主要的载体。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可以说其他的需求处于高度锁闭的状态。

两个具体的数。2008年这一年整个世界盖的所有的新房一半是中国盖的,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2008年一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2万亿,一手房加上二手房总共卖了六万亿。这六万亿我们可以算一下账,不完全是真金白银,因为有的是现钱,有的是按揭。按揭这个数我始终也没搞清楚,2008年上半年按照政府部门公布的是48%点几,这六万亿的房子按照这个来推的话,按揭不到50%。按照钟伟的研究25%左右,也就是一万五千亿。按照公布的2008年新增的住房贷款的余额是8403亿,卖了六万亿的房子,银行里的住房的按揭增加了八千多亿,不到20%。也就是说这一年中国人为了买房子花的钱大约可能在四万亿到五万亿之间,至少也在四万亿左右。但是这不是所有花在房子上的钱,花在房子上的钱还包括往年买的房子2009年付的按揭的钱,物业管理费、维修费、装修费、自建房、租金的费用等等。把这些加上,我估计可能和买房的费用加在一起,不会少于六万亿,总共整个社会零售总额是12万亿,12万亿当中政府采购可能是20%左右,两万多亿?

肯定有重复计算,住房当中有一部分是计入零售总额的,计入的是一小部分。这么说吧,零售总额是12万亿,在房子上的开销,可能人们在这上面花的钱五六万亿,如果我们把这个数算到消费,怎么统计口径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他自己真花的钱,和他的消费能力是互斥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很不一样。

这样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一业兴旺百业衰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一个财富形成的时期。而且为什么人们这么急呢?这个财富形成时期的重要性在于2009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20世纪90年代末,从社会结构来说一些人已经被甩出去了,原来国企的工人被甩到马拉松之外去了。2009年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被甩出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之外。这是人们心急火燎的重要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是非常应该增加的,但是我们也要说也解决不了内需的问题,你增加他的收入他没房,他得千方百计说我攒点首付买个房子,他已经有房子了,他得想方设法把按揭还上,他已经还完了,他千方百计再攒点钱争取买第二套房,这钱还是用在房子上,不会用在其他的消费上。

如果在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和内需的扩大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在于什么地方?我觉得是社会的确定性。人们为什么会在中国表现出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房地产作为最基本载体的财富形成的过程,社会高度不确定。人们的职业高度不确定,哪怕是金领,一个月三万五万,四十岁,五十岁你工作都不见得有保障。第二是社会保障没有确定性,不知道老了谁给养老,有病谁给治病。第三个货币的高度不确定性。而政府的政策在千方百计地制造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多少有点依托,就剩一个房子了,他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得集中到房子上,政府说你有房子也不行,我要让你买得起住不起。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消费不可能的。根本的问题我觉得得营造社会的确定性,通过各种方式。这里可能涉及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有房的,我们现在的商品房大约100万亿。我们应当让这一百万亿的财富成为促进内需的因素,怎么能够让有房人尽量地不买房了,得消费了。没有房的还得促进他买房。然后得解决这个掠夺性政府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卖地慢慢地开始卖得差不多了,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过一段税费的负担的加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然后社会矛盾,将来税费的加重会成为社会矛盾一个新的焦点。我们现在所有的调控最后都变成了政府的收入的增加。所以经济发展过热,政府得收钱,房价上升过快政府得收钱,汽车过多得收钱,所有的调控,现在最后唯一的变成了收钱。这是一个掠夺型的政府,掠夺型的政府的最后的结果是加剧居民的不确定性。现在物业税我也坚决反对,到最后所有的加税我都反对,现在是应该减税。应该给居民营造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让这个过程尽早地尘埃落定,让老百姓尽快地过上正常的日子,这样才能有正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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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价:69.8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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