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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体制变迁与差距演变

作者: 罗楚亮 李实   时间: 2011-08-09    已有人阅读过

改革30多年来,收入分配格局演变,既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状态下利益分化的重要表现。最近几年,收入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保障社会正义,成为落实以人为本、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改革开放构成我国近30年来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收入分配体制的变革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那么通过对传统分配体制的调整,建立起不同个人之间有差异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激励与约束则在长期中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凡各类改革措施的出台,说到底都是对不同个人或团体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改革以来的收入分配格局演变,既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状态下利益分化的重要表现。

也正是由于收入分配体制变革同市场化改革之间所具有的这种极为密切的关联形式,人们也往往倾向于将改革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张趋势以及由于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张所导致的消极效应都归结为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结果。在此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全方位扩张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由收入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也同当初所设想各种利益冲突最终能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自动化解的良好愿景相背离。尽管体制变革对于收入分配机制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或许也应当指出的是,体制变革绝不是导致收入差距演变的唯一因素,收入差距的全方位扩张也并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选择、经济体系的日益开放等都对于收入差距的演变都具有重要影响。即便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张,也并不必然应当招致负面的价值评判,平均主义分配倾向并不必然是合理的,更何况在原有的平均分配体制中仍存在着诸多实际上的不平等因素。此外,某些市场化名义下的措施未必就真正体现符合了市场化改革的要义。

资本稀缺与劳动力过剩是改革起点时我国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也对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具有长期影响。就劳动力要素而言,最为关键的并不在于如何增加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数量,而在于如何对已经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以促成其效率的提升以及如何促成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有效配置,这又是通过形成特定的收入形成机制来实现的,努力破除收入所得的平均分配倾向,强化个人收入所得与相应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形成具有人际差异性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对经济参与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时期中的收入差距扩张并未背离特定的经济环境与政策取向。

一段时期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消极效应也逐渐显现。这既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即收入差距悬殊对于执政理念的背离以及对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即收入差距过大对于消费、投资,从而宏观经济增长与运行可能具有消极效应。因此,收入差距问题也日渐备受各界关注。最近几年来,在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最近党的十七大上,都对收入分配问题高度重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保障社会正义,成为落实以人为本、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收入分配体制演进

(一)平均分配格局的突破

基于平均主义分配倾向基础上的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显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在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是工资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农村地区,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也具有非常强的平均主义倾向。我国在改革前夕或改革之初,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都非常低,分别为0.16和0.21。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倾向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长期中经济增长的迟缓以及经济效率的低下。在1966~1978年期间,我国官方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和5.2%,不过根据麦迪逊以及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61)的估算,这一期间的实际增长率只有2.2%或1.3%。这种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改革以来的年份。1979~2005年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达8.4%。不仅如此,改革前的经济增长还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根据邹至庄的研究,1952~197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

选择何种收入分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对如何改变当时低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理解。一种观念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所以只能选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否则一部分人群将处于贫困状态。从改革实践来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激励效应以及增量改革方式成为破除社会成员,对物资匮乏状态下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迷恋的两大力量。

打破平均主义,通过差异化的个人收入分配对经济参与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成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我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的一种战略性考虑,也是一定阶段内决定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也是针对改革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所导致共同落后的深刻反思,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国民经济摆脱贫穷状态、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之一。城乡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成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现机制。在当时平均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论断无疑是颠覆性的,其历史影响及历史意义也是无与伦比的。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这一论点下至少在实践中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明确:(1)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先富起来?(尽管在后来的文件中强调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途径,但至少在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缺乏适当的界定。并且,由于改革需要突破原有的某些制度框架,因此如何界定“诚实”、“合法”也将面临实践上的困难。)(2)“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差距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调节?(3)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说明。但收入分配领域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又通常与此密切相关。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收入形成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信息缺乏透明度、灰色以及非法收入的大量出现、对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方式缺乏认同感等问题都在较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机制相关。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倾向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取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张在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调控举措,也缺乏有效的调控工具。甚至对于究竟应该进一步反对平均主义、继续拉大收入差距,还是应该缩小差距这类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共识。由于在实践上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共同富裕,这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僵化,即高收入人群将持续处在高收入状态,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则更加缓慢得多,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性进一步导致了机会上的不平等。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由于改革的起点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总体程度是非常低的,这就意味着,当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做出判断和论证。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要求收入分配“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但当时“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分别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长期社会各界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原则性地给出了判断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准则。在实践中,对收入差距的价值评判更多地偏向于“效率”,即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绩效的不断提高。

就经济发展而言,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所形成的激励机制无疑是高效的。这一期间国民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这一分配原则对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的速度加快,这一特征在城镇内部尤为显著。城镇内部基尼系数由1987年的0.2上升到2005年的0.34,上升了14个百分点。二是功能收入分配原则出现了一系列的突破。生产要素逐步参与收益分配,分配方式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过渡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的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主要也得益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总体性原则。

“公平”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既包含着作为结果意义的收入差距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也意味着收入形成机制的合理性。如果将“公平”理解为收入形成机制的合理性,那么“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构成可替代的选择关系。因此,在这一语境中,对“公平”的恰当理解或许应该为作为结果意义的收入差距不过分偏离均等状态。这种含义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矛盾。在实践上也缺乏如何实现“公平”分配的机制。特别是这一期间,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对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所造成的冲击,不仅使得以“公平”换“效率”的行为取向受到质疑,甚至也导致了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反思。

(三)追求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在图1中总结说明。在这一期间,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成为基本的政策取向。收入差距的适度扩张以及收入形成机制的调整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如果把“共同富裕”分解成“成果分享(共同)”和“经济增长(富裕)”两个方面,则我们应当不难接受这样的判断,在改革以来的较长时期中,“经济增长”优先于“成果分享”。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以及在经济增长目标下对收入形成机制正当性的忽略,导致收入分配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更加注重公平”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取向。在一段时期中,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理解通常偏向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在最近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做了最新注解,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建立和完善“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以期实现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符合社会认同的基本规范,保障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初次分配是居民收入形成的基本渠道,特别是在缺乏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状况下,初次分配领域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对总体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初次分配特征对经济参与者的激励与约束效应也是促成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在初次分配领域,对“公平”的实现更多地应强调参与机会的均等、所得与贡献的对等。这既包括“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也包括参与分配的各经济主体具有平等的协商地位与谈判能力,特别防止经济发展中资本收益过度侵占劳动者权益,避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以保证收入所得与要素贡献之间的一致性。初次分配公平也需要通过“就业优先”的增长方式来实现,有效的就业机会是公众参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基本形式。

再分配机制的不完善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中长期存在的缺陷之一。从收入调节机制来看,现有的收入所得税的制度设计更为注重的是如何通过这一税种有效地增加税收收入总量,而对于这一税种所应当承担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则有较大程度的忽略。收入所得税制度是否能够实现其收入再分配功能,将成为再分配机制是否能够生效的关键,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保证政府持续的公共服务能力。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对于社会各群体具有同等的可及性,则是收入再分配另一个重要的实现机制。这两种再分配形式分别调节着作为结果意义上的收入差距的均等化和作为过程意义上的收入形成机制的机会均等。自新一轮收入分配指导思想调整以来,旨在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供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这种努力仍需持续。

“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既要有效的政府干预,更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无可否认,市场机制本身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市场竞争的压力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收入分配更加向劳动贡献、个人能力、个人天赋、人力资本方面倾斜。这样一种个人收入决定模式的转变,从而引起的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是与效率原则兼容的,而且也是与一般社会公平原则相一致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由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由好商机带来的高收益,无疑是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很少有人对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公平性进行质疑。受利益驱动造成的市场扭曲成为产生不正当高收入的重要根源。对于这种情形,遵照市场原则所实施的政府干预行为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消除扭曲、回复市场,应是干预的基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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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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