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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作者: 汪玉凯   时间: 2011-08-15    已有人阅读过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无论如何都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能力。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但是收入分配不公、分配制度不合理,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公众话题。政府掌管着利益分配的杠杆,如果社会出现了严重分配不公,甚至两级分化,那是政府治理不成功的表现。

一、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当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如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就会诱发、导致一些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问题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甚至政策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得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专家断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由于社会政治动乱迫使现代化进程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整体上倒退十到十五年。在这方面,南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借鉴。

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三个视角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或者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呢?笔者认为有三个观察的视角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即基尼系数理论、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行业差距。

基尼系数理论虽然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但反过来可以应证收入分配的基本状态。按照基尼系数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这个社会肯定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超过0.4,证明贫富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对掌握政策制定权的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达到或者超过0.5,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基本在0.2以下;70年代末,大体在0.28左右。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虽不能说我们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但整个情势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值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值快速上升、贫富差距拉开的后面,虽然反映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政策调整,即允许一部分人、地区率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也反映着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选择了效率优先的策略,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不能带动多数人共同富裕,或者说政府不能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就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问题。显然过去30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

从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这些年来,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似乎一直处在缓慢下降的态势。据商务部原部长助理、全国政协委员黄海提供的数字,我国在1978年至1980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2%,投资仅占36%,那个时候,出口还是负增长3.3%。2001~2005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41.2%,投资上升到51.1%,出口上升到7.7%。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2009年,第一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0.5%,投资占32.8%;但是到了第三季度,也就是1~9月,我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51.9%,而投资上升到94.8%,抛去约30%的出口负增长,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是靠投资拉动的。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在下降,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分配制度不合理,在笔者看来既反映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如在处理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分配比例中,国家可能拿走的过多,直接切给国民的这块蛋糕相对太少,同时也反映在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中的不合理问题,如税制等。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普通民众的收入比,在整个国家收入这块大蛋糕中所占比例相对在缓慢地下降,所以才出现了前面我们所说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很显然,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政府在收入分配的政策杠杆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行业差距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的行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同行业就业的职工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尽管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和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程度不同地走向市场。然而,国有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被打破,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进一步强化了,从而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有专家提供的数据证实,2008年全国九大垄断行业的就业人群占全国就业人口约8%,但是他们却拿走了全年所有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民工)工资福利的一半。一个典型例子是,北京2008年的某个行业平均收入高达52万。与巨大的行业差距相联系,在目前我国的各类企业中,劳资冲突也在明显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比如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动不动年薪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再加上这些高级管理者的其他隐形的消费和开支,进一步拉大了高管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激化了劳资关系。吉林通钢重组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等劳资冲突的直接表现。

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政府责无旁贷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他们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将骚动不安,社会成员对利益的渴望格外强烈,官员也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等问题。这对掌控利益分配权力的政府来说,无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利益分配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最权威公共机构,政府责无旁贷,因为只有政府才具有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利益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权力。这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也形成了很大的考验。

就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首先,要有正确的战略。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要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以及改革发展的实际,及时调整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整体战略,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兼顾,并以此来确定未来的收入分配战略。

其次,政府要运用和使用好利益分配的杠杆。这个杠杆又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法律对社会利益、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如修订税制,政府减税等;另一方面就要通过公共政策,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这个政策杠杆,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映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第三,就是政府要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防止政府与民争利。应该说,目前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社会上之所以有财富不断地向政府集中的说法,就充分反映出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土地征用、政府收费、政府自身的开支以及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中,政府的政策导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政府只有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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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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