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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中的贫富分化与政策选择:拉美经验与中国比较

作者: 刘金海   时间: 2011-08-16    已有人阅读过

我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相同的历史遭遇;都曾经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战略发展模式,经历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率时期;都在同时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其后遇到几乎相同的社会问题。不过,从发展阶段来评价,拉美许多国家发展程度比我国高,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起步比我国早,拉美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丰富的经历、成功的经验乃至所经历的挫折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一、贫富分化伴随着经济增长:拉美经验

20世纪50~80年代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基本上保持了53%的平均增长率。然而,有增长并不一定意味有发展,历史发展恰恰相反,伴随着拉美经济高速增长率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问题。

据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资料分析显示,反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很高;且贫困率也相当高,40%的家庭处在贫困线下,19%的家庭处于赤贫状态;农村贫困状况比城市严重,62%的家庭处在贫困线下。

这与当时拉美各国流行的发展理论有关,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普遍存在着“重增长、轻分配”或“先增长、后分配”的观念。而且,受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因素的导向,高收入阶层热衷于高消费,他们还期望获得更多的收入;低收入阶层更是对现状不满,对发展的结局感到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政府依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加快经济增长上,不得不迈入“负债增长”的道路。以致于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大逆转,经济持续衰退,1980~1990拉美23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收入分配和社会贫困基本上维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平。

90年代相对于80年代的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经济增长开始放缓,1991~2000年31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2%。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程度进进一步加大。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显示,一些国家则高达0.6。再次,社会贫困现象出现小幅度减少。由于经济转入恢复性增长和政府宏观调控,1997年以后的连续6年中,贫困人口在2000年一度有所减少,但贫困人口的上升与经济衰退的同步性特征却是肯定的(特别是阿根廷更为严重)。拉美经委会《拉美社会全景》报告指出,1980年拉美有40.5%的贫困人口(总人口数为1.36亿),1990年增加到48.3%(2亿人口),2002年虽然这一比例下降到43.4%,但由于人口数量的上升(2.2亿),贫困人数减少120万人。

拉美地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2%,但并非基于经济内在的活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支出增加和大量短期外部资本的注入。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1997年后完全暴露出来,1998年和199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2.3%和0.4%;并且,自1998年起至2002年,拉美经济开始迈入“失去的5年”,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均GDP不及1997年的水平。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是贫富差距居高不下。200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墨西哥、智利、巴拉圭、巴西等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4、0.565、0.591、0.601,都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都远高于我国和东亚国家。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专题研究显示,拉美地区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例为世界的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

经历“失去的5年”后,从2002年开始,拉美经济开始复苏。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2003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复苏,2004年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率达5.5%;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是委内瑞拉(18%),其次是乌拉圭(12%),再次是阿根廷(8.2%),厄瓜多尔是6.3%,巴西和智利分别为5.2%和5.8%(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人均GDP增长率为4%,达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墨西哥2002~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7%、1.3%、4.4%;阿根廷2003年GDP增长率也是5.5%,就业人数增加(净增就业人数46万),实际工资增长了7.1%。

综观1970年以来的40年间,尽管收入分配不公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加剧的。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现象的形成,除了某些历史性因素外,主要是因为“重增长、轻分配”的思想影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忽视必要的社会变革,忽视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以致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失调。拉美地区被称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并冠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化”经验模式。因此,单靠经济增长这一途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自觉的政策调整,要充分发挥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共福利中的积极作用。

二、拉美国家在抑制贫富分化中的政策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拉美国家政府开始注重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加强社会保障、直接向贫困开战、推行免费教育、增加就业、农业政策补贴、社会公共政策等方面。

深化改革主要是指拉美国家的国企改革。拉美地区与我国不仅有典型的二元社会和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拉美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学者和政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与中国国企改革不同的是,拉美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债务危机;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拉美国家的国企改革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策略主要是通过私人资本实现国有企业转制。

加强社会保障的政策之一是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改革。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国家率先进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将私营部门和市场机制引入养老保障领域,掀起了一起静悄悄的革命。代表性的国家是智利,创造了一种新型保障制度。就连美洲开发银行都认为,拉美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加强社会保障的政策之二是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墨西哥医疗保险制度在农村的覆盖率为65%,城市达90%以上;除针对工人(包括农业工人)和政府官员、文教科研人员的两大保险系统外,还有专门针对穷人的免费医疗救济体系,受益对象约为1400万。

墨西哥还向贫困开战。贫困问题是墨西哥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墨西哥没有回避这一现实。不久前通过的社会发展法确保每个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利;福克斯政府通过的“机遇计划”,改善了2500万墨西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在医疗卫生、食品和教育方面得到救助;在农村,建立小区的战略使1300个县的边缘村落建立了社会基础设施;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已在170个城市执行“安居计划”;在社会政策上,推出了“3P计划”和“2001~2006年扶贫计划”,旨在通过增加就业、实际工资和经济民主化来创造发展机会。另外,为改善900万中下层居民的生活状况,2003年初,哥伦比亚政府投资3.5万亿比索,推出新的社会发展计划。

古巴的免费教育最值得我们推崇。延续至今的古巴教育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古巴在进行经济复苏战略和结构调整同时,倡导“思想战”,进行教育、卫生和文化计划,关注社会弱者,其目标是机会均等,人人受益。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9月8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全国2003~2004年新学年开学典礼上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告,“在所有国家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古巴在教育领域中名列第一。”其小学入学率、达到5年级学生百分比皆为100%。原因之一是,政府重视,投入大量资金,实行免费教育。通过教育增强公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就业机会,以致提高职业竞争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另外,在就业方面,2003年哥伦比亚乌里韦政府促使议会通过了新的税法、退休制度和新的劳工法,有利于解决目前社会保障机构负担过重的问题及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墨西哥政府一直采取农业补贴政策,特别是1994年以业的“乡村直接支持计划”,从“价格补贴”转向“收入支持”,直接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在公共政策方面,智利里卡多·拉戈斯总统倡导了“智利模式”,以民主、自由市场和社会公平为基础,通过积累资源大力推行社会性政策,在推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重视社会发展。

正是有了这些举措,虽然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陷入新一轮的社会冲突激化期,但无论是拉美国家自身,还是研究拉美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2003年拉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局势稳定,个别国家出现动荡。

三、中国的比较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除1989~1992年以外,自1982年以来,GDP增长率都超过了71%;其中,1983~1985、1987~1988、1992~1995这9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2000~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0%、7.5%、8.3%、9.3%,都远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统计数据(分别为4.7%、2.4%、3.0%、3.9%);2005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9.4%。然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如拉美的“有增长无发展”经验),相反,却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调,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全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9、1995、1996、1999、2000~2003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341、0.389、0.375、0.395、0.417、0.44、0.47、0.47。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研究的结果显示,1991、1998~2000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82、0.456、0.457、0.45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研究的结果是:1994、1997、2003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34、0.4577、>0.5。陈宗胜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做了系统的研究,从结果看,1989年以前,基尼系数都有在0.3以下,1990年猛增到0.36956,1994年增加到0.40173,以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他的研究结果不仅说明,全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事实,还说明,分配差距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尽管研究者们对我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的估算并不一致,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于0.4全部是在1992年以后出现的,而且超过0.45的基尼系数又都出现在1994年以后。这表明,市场化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贫富差距正在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并开始进入社会预警阶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进入黄牌警告阶段。200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5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二是巨大的城乡差距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突出的表现。1989~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28、220、240、258、280、286、271、251、247、251、265、279、290、311、323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达到6∶1,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17倍))。200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大致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34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比从1980年的28倍上升到2003年的36倍。2005年9月6日的一份报告表示,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三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贫困人口数量惊人。据权威资料估计,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保守的估计在22亿以上,相当于整个拉美地区的人口总数;其中,农村有15亿贫困人口,有3000万赤贫人口,城市有3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农民工当中有4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而200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贫困人口为2610万;另外一种说法是,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已经增加到80万。这些人口的脱贫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

四是失业人口数量不断攀升。2000~2003年的统计失业率分别为31%、36%、40%、43%。1998~2003年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为2818万;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在1100万以上,再加上农村仍有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以及从2001~2004年平均年均新增就业人口1360万,失业率上升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是我们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并且被排在我国未来十大问题的第一位。

以上事实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纵深发展,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福利安排、社会保障享用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不均衡;人们的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也没有同步上升。社会不公正问题正在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拉美国家有着共同之处。而且,拉美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没有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又陷入新一轮的社会冲突激化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虽然我国情况与拉美地区有很大的区别,但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目前的情况看,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跨过了国际警戒线,接近绝对不平等标准(2002~2003年均为047)。如果任其延续的话,社会也将陷入动荡之中,我们也将步拉美的后尘,进入“拉美化陷阱”。

其实,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社会主义本质中阐明,我们不仅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1992年他又明确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而要达到“共同富裕”就要“消除两极分化”,要“消除两极分化”,就要抑制贫富分化,缩小收入差距。

我国领导集体不仅直接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且还与时俱进,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不断加大关注力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的设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举措,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个重要方面之一;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直接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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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改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定价:69.8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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